当尼采（F.W.Nietzsche,～）向世人宣布“上帝死了”的时候，人们很少注意到，他说出来的是一句双关语，即：不死的上帝已死，有死的上帝诞生了。
这个新上帝就是艺术家，卑微的、受难的、遭人唾弃的但又受人崇拜的文学家。
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小说《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场具有深刻自我意识的探索。
扣人心弦的私密独白，“我”在紊乱的时间和散落的场景中追忆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书中的“我”是一个女奴，生活在一座神秘的城市，陪同爱恋的主人及其他一队人，从非洲东海岸港口城市向内陆进发，但这一群人在陌生的地形里迷了路，一个接一个地消失，“我”是唯一的幸存者，在一棵猴面包树的裂隙中得到了庇护。
所有的心路历程，是在面对那个可怕的、活生生的、恶魔般的死亡威胁，由恐惧、仇恨、震惊、战栗，继而、认同，以至于归服、崇拜时，才得以完成的：对奴隶制进行了一次虚构的拷问：贩卖、压迫、女性、身份、非洲和大自然本身，包含提升、愉悦的性和礼物，同时又充分意识到其无限的痛苦和悲哀。
的确，以任何自由的眼光看来，奴隶制是魔鬼，是撒旦，是天才的罪恶之化身；是一切道德的破坏者，他不仅对一切东西进行了彻底的“价值重估”，他似乎还摧毁了一切价值标准，而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这场扣人心弦的私密独白，她创造了一种宿命的“美”，这种美蛊惑着那些连它的意义都还未能理解的人，走向救赎。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虚无破碎的意识如何重建一种新的自我价值？
《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书中“对制度、死亡和人类心灵的伤怀反思”，对整个非洲文学起了巨大的影响，使人的精神世界中涌进了一股非同凡响的、令人起思考的潮流，
那，就怀着怨憎吧。但我已禁止自己心怀怨憎。那，便怀着嘲讽吧。嘲讽就轻松多了。它透明坦率，漠不关心；我可以像一只缩进巢里的小鸟儿，退回我的树洞里，去笑话我自己。还有保持安静。——摘自《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
猴面包的文学形象，不是伟大的虚构
为什么猴面包树？
◎第一次接触这个名字，是因为张小娴的一本小说《面包树上的女人》，当时大家都以为面包树只是作者虚构的，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世界上真的有猴面包树，也叫它猢狲木或者波巴布树，属落叶乔木科，拥有很大的树冠、形状各异的树杈和像足球一样大的果实，由于它的果实非常甘甜，并且汁水非常多，很受到猴子、猩猩、大象等很多动物的喜爱，这种树木因是喜温的热带树种，常常生长在非洲、大洋洲北部等地区，就算在十分恶劣的热带草原中也拥有很长的寿命，多达到年左右。
◎第二次，看到这个名字便是那经典于世的《小王子》，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些可怕的种子……就是猴面包树的种子，它们入侵了那个星球的土地。假如发现得太晚，你就再也不能将猴面包树拔掉，它会覆盖整个星球，它会长出许多树根，如果星球太小，而猴面包树又太多的话，星球最后将会被撑得爆裂。
“我们那边的规矩是，”后来小王子对我说，“每天早晨洗漱好以后，你必须仔细地清洁和打扮你的星球。你必须强迫自己经常去拔掉猴面包树，它小时候跟玫瑰的幼苗长得很像，你要是能把它认出来，马上就得拔掉。这是非常乏味的劳动，但也非常简单。”
◎第三次，便是这本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作者是一位南非作家、诗人和演员，是使用南非荷兰语（阿非利堪斯语）写作的重要女性作家之一，她出版过多部小说、诗集和剧本，参演过《希望的大地》《四海姐妹》《第四帝国》等电影，分别于年和年获得南非荷兰语文学中最负盛名的赫佐格诗歌奖和小说奖。
此书于年在意大利被评为当年最佳外语小说，并于年获得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为诺贝尔文学奖、两次布克奖、耶路撒冷文学奖、普利策奖、布莱克纪念奖等得主J.M.库切的英文译本。
伟大的虚构性写作，来自于最真切的现实
在非洲国家马拉维，一个野生动物聚集的利翁代国家公园里有一棵猴面包树，树上面的一块手绘小标志牌与周围的静谧环境极不相符，牌子上写着：麻风病人之墓。
麻风病具有传染性，且会造成毁容，在马拉维等许多国家中，罹患麻风病的人必须被隔离，甚至死后也不例外，但是马拉维的宗教信仰综合了当地民族信仰与基督教，根据这一信仰，麻风病人的尸体不能被掩埋，否则会污染土地。
所以利翁代猴面包树的一面被切开，展露着当地信仰的遗迹——空心树干的底部累积着一堆人类尸骨。它们都属于麻风病人，病人们曾被捆在一起扔进了猴面包树中，至于当时这些人是否已死亡，说法不一。
在南非桑兰德也芒果农场的一棵猴面包树中隐藏着一个酒吧，其提供生啤酒和飞镖盘，可以容纳15人，人们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还在树里挖出了一个酒窖，所有藏酒的温度可保持在22.2摄氏度。
也许你跟我一样会觉得，在树干中建一个酒吧会对树的发育产生影响。实际上，猴面包树的树干会自然形成空洞，因此，建造酒吧时并未过度砍伐或挖凿。如今，这棵树仍枝繁叶茂，每年都会开花结果。
南非的很多地方，国道两旁，具有几百年树龄高30米左右的大猴面包树看起来像是被连根拔起后倒栽在地上，树枝只发育在树干的顶端，成簇的厚实叶子在日落时吸收阳光，是一种宣示也是一种隐喻。
西澳大利亚德比，19世纪90年代期间，警察将一棵具有年历史的猴面包树用作临时监狱，其直径为4.6米的中空球根内关押着将被送往德比审判的土著犯人。
猴面包树，一直被当做“神灵”的灵感来源，在《去往猴面包树的旅程》确是作者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的内心秘境，在她死后，一切都将归于无物。
从逻辑上说，一切从无产生，一切又复归到无，这也是合理的，人在此生赋予了这个世界以意义，这种意义只是对她来说才存在。随着她的消失，这种意义也消失了，人们对她的伤害算什么？死又算什么？
从前，物质支配着人的精神，而今是文学在锻造着人的信仰
文学家以他们的语言，在向世人宣讲新的福音；文学家以自己的真诚，在演示着真正的“道成肉身”。文学家背负着自己孤独的十字架，到处寻找自己所向往的领地。当代文学家造成了一场“向内探索”，这场探索的意义，丝毫也不亚于路德和加尔文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所具有的伟大意义！
这也是我们需要对自己的小星球、自我的心路历程有所思考。
在面包树中，她第一次完整拥有了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思想。她孤独地向猴面包树低语，追溯自己所有的过往，也反思自己的存在和意义，在这里重构自己的时间，与大自然共存，最后进行自我的殒灭。
整个书中，作者都没有徘徊在复杂的情感和心理分析上，在她狂热的回忆中，每段记忆都具有相同的重量，既拥有孩童般的纯真又拥有苦难和失落的真实，用散文体写作，打破语法和标点符号的限制，如一首如梦似幻的散文诗在我们眼前展演、纠缠、流淌。
如LilySaint在《洛杉矶书评》中写到的：作家的任务是察觉到小说中危险的路径：就是找到一种书写文学的方式去抵制永远无法掌控的浪漫世界中仿造、有害的幻想，斯托肯斯特罗姆在消除现有乌托邦小说上进行勇敢的虚拟挑战，斯托肯斯特罗姆和库切肯定是两位这样的作家。
无论是散文的抒情特质还是其无畏的、想象力丰富的主题，都是一项非凡的贡献。
当“我”摘取智慧之果的那一刻，不也正是动心于生命的神秘诱人“乌托邦”吗？
这就是文学的宿命吗？
为什么是文学？以及我们这些关心文学的读者，都认定生命只能有这样一种结局？
原因很简单：因为是弱者——又或者准确一点说，我们认定女奴是弱者，细心的读者当会留意到，书中的主人和女仆，其实有些颇为清楚的性别定型，柔弱、被动、一种浓浓的神性。
这些定型是谁赋予的？当然是作者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同时也是我们这些读者，我们这样看女奴，因此女奴就有了这样的命运。
比如我们在我们的社会文化之中，很容易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某种男性应该怎样和女性理当如何的角色定型，并用这种定型来理解自身和评断别人，然后共同加强和巩固这种看性别的方式，再套用到每个特定的男人和女人身上。
因此，当我们接受了这一现实，并认定女奴一生就该做个弱者，那么在她离开以后躲进了面包树，才能真实的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她很可能思考，奴隶制度本质、女性、身份、非洲和大自然本身……又或每天对着落日无望地等，并说服自己这是死亡，是她身为女仆唯一可做之事，结果将完全不同。
但毕竟，我们已了解了她，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
这种“了解”，并不是说我们已知道了她的秘密是什么，她的感受是怎样的，而是了解到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心中笔下一个永恒的秘境，我们每个人也各自有一个心中的秘密，像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一样，这个秘密正在诱惑着我们，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它，去解开它，但它注定要由我们每个人自己把它带进坟墓。
我们了解威尔玛·斯托肯斯特罗姆，是因为我们并未因此而气馁；相反，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去尝这个奇异的“猴面包树”，它“就像伊甸园中能分辨善恶的智慧果一样，能把人带进未知的境界”。
她已经给我们作出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