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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人类高质量防疫指南
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无常
始终牵动着每位国人的心
也切实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回顾历史
不难发现瘟疫始终是社会中的
一大顽疾
历朝历代对于瘟疫的防治都
十分重视
宋代官府不仅将“疫灾”
提升为“四大灾害”之首
而且建立了以各级官吏为主体
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
疫病防治系统
那么宋代的防疫措施与政策
到底在中国瘟疫防治史上
做出怎样的积极贡献
我们来一探究竟
“1
宋代对瘟疫的认识与态度
瘟疫是一种发病急骤、具有强烈传染性、病情危重凶险且有大流行特征的一类疾病，瘟疫形成的原因，既有可能是天灾导致，人祸亦可导致。
天灾便是反常的气候，如严重的旱灾、水灾、震灾、火灾、蝗灾等，均可引发瘟疫大流行，这次郑州“千年不遇”的降水量导致的洪灾便也成为了疫情传播的温床。
人祸包括的方面可就多了，像军事战争、滥砍滥伐森林、破坏草原和人为污染水源等，均可引起大规模疫病的形成和流行。
宋代瘟疫的种类也有很多，从宋代官方修订的医书《太平圣惠方》《政和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分类来看，通常包括疾疫、伤寒病、时气病、天行温疫、痘疮病（即天花病）、大风癞疾（即麻风病）、麻疹、痄腮病（即流行性腮腺炎）、劳瘵病（即肺结核病）、时疫疙瘩肿毒病（即大头瘟或鼠疫）等，其中不乏现在也很常见的疫病。
宋初，因受“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宋太宗认为实行仁政可以“以答天意”，也就是为了感谢老天爷没出什么岔子，就要实行爱民的政策。这也是宋代首次将国家统治与疾病流行联系在一起。
到宋真宗时期，国家将疫病流行引发的“疫灾”和“畜灾”同“旱灾”“水灾”一起，列出来了四大自然灾害，将“疫灾”提升为四大灾害之首，并采取了优先防治。
宋神宗以后，又出现了“饥疫之后，所在盗贼蜂起”的观点，可以看到，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治安，救治瘟疫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总之，在宋代，重大传染病的防治，不仅仅是一个医学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统治者十分重视的政治问题。不仅当时如此，现在亦如此。
“2
宋代瘟疫防治的特点
宋代主要是建立了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将官、医、民三方的力量紧密地结合起来。其防治瘟疫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01
重视各级官府在瘟疫防治中的作用
瘟疫的发生与流行，最先受到影响的是地方政府。每一次发生重大疫情，紧接着会引起大批民众死亡、土地荒芜、流民增加，甚至是巫术盛行，这都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冲击与挑战。地方官吏在响应朝廷号令的同时，在自己管辖的区域会采取赈济救灾、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理相结合的措施。
赈济救灾措施：宋代地方官吏常常会亲临疫区做指挥，与官民共同防疫，同时发放钱粮、熬制药粥、赈济灾民。
我们熟知的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宋哲宗元祐四年（）赴任杭州知州，遭遇了旱灾引发的饥疫。苏轼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上奏朝廷解决供米需求，救济灾民；二是制作饘（zhan，一声，意同稠）粥、药饵分发给民众治病，所用方剂为“圣散子方”；三是筹集资金，甚至自己也拿出黄金50两用来建立杭州病坊，安置病人。
医疗救治措施：宋代地方官吏在防治瘟疫过程中，采取了派医诊治、施散药品、撰写方书、建立病房、掩埋尸体等医学措施。
上文提到苏轼所撰的《圣散子方》主要就是治疗伤寒、时行、风温、湿温及一切杂病，救火的病人不可胜数，官修医书《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和《圣济总录》也收录了此方。
宋代医学家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和叶大廉的《叶氏录验方》里面也记载了很多在疫病期间积累并造福后世的药方。
苏轼在大疫中建造病坊的做法也是地方官吏在疫灾流行时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在宋仁宗庆历八年（），因黄河决口、改道，水灾后河北路、京东路一带饥饿、大疫流行，正是京东路宣抚使富弼通过发放钱粮、提供粥食、建立公私庐舍和掩埋尸体等，前后救活50万余人，为时人称道。
除此之外，南宋时期的某些官员还逐渐意识到瘟疫流行与水源、河道清洁也离不开关系，开始注重保护水源、清理沟渠，从而保证城市的环境卫生。
社会管理措施：在宋代，巫术的存在和流行，使部分地区的民众在疫病流行期间不敢寻医、不敢视疾、不敢服药，甚至还出现了遗弃亲属的行为，这就严重阻碍了政府的救治活动。宋代地方官吏便针对此现象采取了打击巫术、控制巫医、劝民服药等一系列行为。
在防治瘟疫过程中，地方官吏会发布相关文告，一方面打击民间巫医干扰官府救治行为，另一方面就是规劝民众依方治病，按病服药。
总而言之，地方官吏是宋代官府应对瘟疫的基层力量，由于直接身处疫情发生的核心中心，其面临的危机和压力也是不言而喻的。
在防治疫病期间，某些官吏如宋珰、韩玮、曾炳等因公殉职、病死在了防疫职位上。
02
重视医学知识在瘟疫防治中的应用
宋代已认识到伤寒病、瘟疫、瘴疫等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但各自的病因、病症还是有所不同。“按方剂以救民疾”和“依方用药”成为宋代社会防治瘟疫的新方向。
宋仁宗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遗篇·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作者假借岐伯的回答，论述了疫病的病因、病理和防疫之法。
宋徽宗敕编《政和圣济总录》中明确指出，疫病俗名天行病，是与时气病、温病、热病症状不同的传染病。而在宋徽宗年间官校医学本草《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和《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就提出了“传染之病”的概念。
宋代官、私医书不仅强调疫病分类的重要性，而且强调“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地方官吏在防治疫病中撰写的医书、收集的名方和积累的医案，促进了医药学知识的应用与传播，与官方共同作用，相得益彰。
03
重视防疫方法的创新与应用
宋代极为重视防疫新法的创新与应用，尤其在瘟疫流行期间派医诊治、发放药品、医院、掩埋尸体等措施，丰富了中国古代传染病防治的内容。
如崇宁元年()八月宋徽宗下诏诸路建立“安济坊”，作为收留、隔离、医院，就是一大创举。
宋代地方官吏认识到传统聚居于一处的救灾方法有一定的弊病，为了预防传染，主张建立相应的医疗机构，分散治疗患者。如苏轼设立的“病坊”在救治患者和控制疫病流行方面就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宋代瘟疫防治中采取的各项举措，在中国传染病防治史上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宋代有关瘟疫防治的政策、措施以及新出现的防疫理论、防疫著作和防疫药物，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一定成效的。
由此可见，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便是在宋代行之有效的高质量方法。即使是在当今疫情横行的时代，也同样适用。
中央政府主要以翰林医官院（局）或太医局“派医诊治，施散药物”为主，通过编写官方版医书，官方药品的生产，新药研制和免费赐药制度的实施，再由地方官吏配合着，来实行赈济钱粮、发放度牒、掩埋尸体等措施，积极有效地对疫病进行防治。
同时，社会民众包括民间医家、僧人、道士、地方乡绅和普通民众等，也是防治瘟疫的地方力量和辅助力量，弥补了官府救治的薄弱区域。
以史为鉴，宋代防治瘟疫的措施，如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建立完善的国家赈济措施、重视医学知识在瘟疫防治中的应用、重视防疫方法的创新与应用、加强社会管控措施等，对现在这个时期仍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后记
前些天去进行三次核酸检测，发现志愿者中还有一位13岁的小男孩，那会已经是傍晚，听到旁边两位志愿者窃窃私语，说他已经工作了一整天，但没有喊一句累。每次需要进入10人的时候，小男孩都会用响亮的声音提醒排队的居民，丝毫听不出来半分疲倦。再看看周围帮忙维持秩序，不厌其烦地提醒大家相隔一米，带好口罩的志愿者们，内心只剩下感动。
疫情固然可怕，封控的日子也很难熬，但生活依然继续，每个人也都努力地找寻着生活的意义。心怀感恩就好，感恩保护着我们的国家，感恩在疫情中付出精力与汗水的每一个个体，感恩自己能健健康康。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感染者也能早日康复，一切都能恢复如初。
以礼教之，以茶养之
事茶养礼，以茶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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