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记
本书写的是癌症的历史，讲述了一种古老疾病的变迁。癌症往往被描述为“我们这一代的典型瘟疫”。
我的终极目的，是提出一个超越“传记”本身的问题：在未来，癌症有可能终结吗？是否可能从我们的体内和社会中，彻底根除这种疾病？
癌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许多种疾病。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癌症”，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细胞的异常增长。
我们不可能考虑每一种癌症变形的故事，但是，我试图强调贯穿于这年历史的大主题。
有两个人物，站在我们故事的中心。他们两个是同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是美国战后科技大繁荣的产儿。他们犹如被催眠了一般，陷入旋涡，执迷地追求，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抗癌战争”。第一个人是“现代化学疗法之父”——西德尼·法伯（SidneyFarber）。第二个人是曼哈顿的社会名流玛丽·拉斯克（MaryLasker），她具有传奇性的社会能量和政治能量；她加入了法伯的旅程，一起走了几十年。
年来的抗癌战斗中，有胜利与失败。最终，癌症真实地浮现出来，正像一位19世纪的外科医生曾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的——众病之王，恐怖之君。
◆引子
极端的手段或可使致命的疾病痊愈，或许根本无效。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Shakespeare）《哈姆雷特》（Hamlet）
关于癌症的更宏大的故事：“癌”有多大年纪了？我们对癌斗争的根源是什么？或者，如病人经常问我的：我们在对癌战争中，处于何处？我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是否这里就是终点？甚至，这场战役究竟能否打赢？
现在我们知道：癌症，是由某一单个细胞的生长失控引起的疾病。这种增长是由突变引发的——DNA?的变化特别地影响了基因，“煽动了”无限制的细胞生长。在一个正常细胞中，强大的基因回路调节着细胞的分裂和死亡。但在癌细胞中，这些回路已被打破，释放了一个不停分生的细胞。
这种看似简单的机制（细胞毫无障碍的生长）能够位于这个怪诞多形的疾病的核心，证明了细胞生长具有深不可测的力量。细胞分裂使生物体能够成长、适应、恢复和修复——让生物体能够生存。而这种机制一旦被歪曲和解缚，它就可以让癌细胞生长、繁荣、去适应、去恢复、去修复——以我们的生命为代价，去实现癌的生存。癌细胞（比正常细胞）生长得更快、适应得更好。癌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更完美的“版本”。
因此，对抗癌症的秘密，就是要找到方法，防止易感细胞发生突变；或者消除突变细胞，又不损害正常生长。这一观点看似简单，但却掩盖了任务的艰巨性。
恶性生长和正常生长，在遗传基因层面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把这两者区分开，可能是我们这个物种面临的最重大的科学挑战之一。癌症是生在我们的基因组里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解放了正常细胞分裂的那些基因，并不是“外来者”，而恰恰是“曾执行关键细胞功能的基因突变、自我扭曲的版本”。而且，癌症根植于我们的社会中：随着我们这个物种寿命的不断延长，也不可避免地会释放恶性增长（癌基因突变随着衰老而逐渐积累，因此，癌症在本质上与年龄相关）。如果说我们在寻求长生不死的话，那么，从一种执拗的意义上说，癌细胞也在寻求长生不死。
曾有作家说，癌症是人类疾病中最“凶狠阴险的敌人”；而对抗癌症的故事，则充满了创造力、适应力和毅力。但是，这也将是一个充满傲慢、狂妄、专制、误解、空想和骗局的故事。犹如30多年前的故事一样——人们狂妄地预言，这种疾病几年之内就可实现“治愈”。
◆文前插图
对癌症最早的医学描述，见于最初撰写于公元前年的古埃及文本中：“乳房的隆起性肿瘤……触摸它们就像在触摸一只球状包裹。”谈及治疗，这部古卷写道：“没有治疗方法。”
解剖学家安德雷亚斯·维萨里（～）试图发现造成癌症的黑胆汁这种体液来源。但是，他找不到这种黑胆汁，于是发起搜寻癌症的真正病因和疗法。
中世纪的外科医生采用原始的外科方法攻击癌症。约翰尼斯·史卡尔提特斯（JohannesScultetus）就描写了一种乳房切除术——用火、酸和皮革绑缚来做外科乳腺癌移除。”
◆根治性外科手术的兴起
年到年之间，外科医生设计了日益激进的手术，来攻击体内的癌症之瘤。19世纪90年代，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威廉·斯图尔特·霍尔斯特德设计了根治性乳房切除术——切除乳房、乳房下的肌肉和相关联的淋巴结。
然而，真正的乳腺癌患者往往是长有大肿瘤的老年妇女，这种激进的攻击性手术远远超出了她们的承受能力。
◆战斗中的新武器
在玛丽·居里和比埃尔·居里发现镭之后，肿瘤学家和外科医生开始投放大剂量的辐射治疗肿瘤。但是，辐射本身是具有致癌性的。玛丽·居里就是死于数十年暴露于放射线下所导致的白血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巴里港的一次空袭中，几十吨芥子气被释放到空气中，杀灭了人体内的正常白细胞。这引起制药学家的注意，促使他们幻想利用一种类似的化学品杀灭白细胞上的癌症。化疗——对癌细胞的化学战，其实是受战争的启发而问世的。
年，西德尼·法伯发现了一种叶酸类似物叫氨基喋呤可以杀死骨髓中快速增殖的细胞。他利用氨基喋呤实现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缓解，虽然这一缓解是短暂的，但仍具有历史意义。
◆建造大厦
玛丽·拉斯克，居住在纽约市一幢白色的公寓中。她是一位传奇性的企业家、社会名流、公关活动家和公众利益倡导者。拉斯克被公认为癌症医学研究的“神仙教母”；正是在她的强力劝导和推动下，美国发起了全国性的抗癌战争。
西德尼·法伯是拉斯克的知己、导师和战友，他给抗癌战争提供了医学专业上的支持。
◆早期的胜利
在20世纪60年代的国家癌症研究所，埃米尔·弗雷（上）和埃米尔·弗雷瑞克（下）创造了一种战略，运用高细胞毒性药物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亨利·卡普兰是一位医生兼科学家，运用放疗来治愈霍奇金氏病。对淋巴细胞白血病和霍奇金氏病的治愈，令抗癌战争声势大振，极大地提高了法伯所说的“普遍治愈”的可能性。
◆防病于未然
年，伦敦外科医生波西瓦·帕特发现阴囊癌高发于青少年烟筒清扫工群体，他提出了一项煤烟和卵巢癌之间的关联，发起搜寻环境中可预防的致癌物。
20世纪50年代的创新性研究，建立了吸烟与肺癌之间的关联。但是60年代烟草包装上所附的警告标签回避了“癌症”一词；直到几十年后，才要求有明确的警告声明。
◆长期努力结硕果
哈罗德·瓦缪斯和迈克尔·毕晓普发现，癌症并不是外源性病毒引起的，而是通过激活（所有正常细胞内都含有的）内源性的前体基因而引起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罗伯特·温伯格同全球的合作者共同努力，发现了老鼠与人类癌症中扭曲的基因。
科学家已经测序了整个基因组（所有的个基因），使得记录每一个基因改变（相对于正常基因）成为可能。小点代表了结肠癌中基因的突变，其中突变的基因成为了山峰，然后连成群山。
20世纪90年代，芭芭拉·布拉德菲尔德是最早得到赫赛汀治疗的妇女之一。赫赛汀专门针对乳腺癌细胞发起攻击。布拉德菲尔德是接受这种治疗后存活时间最长的幸存者者，体内已无癌症残留迹象。
◆第一部分黑色体液，淤积不化
要解决这类问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从后向前回溯推理。
这是一种很有用的本领，而且也很容易做到，但人们就是不常做。
——福尔摩斯（SherlockHolmes）
年12月的一个早晨，在波士顿的一间实验室里，一个叫西德尼·法伯的人，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个从纽约寄来的包裹。来自纽约的包裹里，就装着几瓶叫作“氨基喋呤”（aminopterin）的黄色结晶化学品，它们被运送到法伯在波士顿的实验室，为阻止儿童白血病的恶化带来一丝希望。
自从发现白血病以来，对该疾病的研究就陷入了混乱和绝望之中。
年3月19日，苏格兰医生约翰·贝内特（JohnBennett）描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病例：一名28岁的铺路工，脾脏莫名肿大。贝内特记录道：“他面色黯沉，平常身体健康且自律；自述在20个月前，开始感到特别劳累，并一直持续至今。去年6月，他发现腹部左侧有个肿瘤，逐渐增大，直到四个月后稳定下来。”这名铺路工人的肿瘤可能已经到了末期的稳定点，但是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反而加速恶化。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贝内特的病人症状日益加剧：发热、阵发性出血、突发腹痛等症状接踵而至，随后发作频率加快，并且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肿瘤很快就扩散到了腋窝、腹股沟和颈部，病人命悬一线。虽然对他采取了常用的水蛭吸血和放血治疗，但都无济于事。几个星期后，进行尸检时，贝内特确信他发现了这些症状背后的病因——病人的血液中充满了白细胞（白细胞是脓液的主要成分，往往是感染的重要标志，贝内特推测铺路工人的死因就在于此）。
这一解释本来应该是完美无瑕的，但问题是，贝内特无法找到脓液的来源。在尸检时，他翻来覆去仔细检查了尸体，对出现脓肿和伤口体征的组织和器官进行了逐一排查。但没有发现其他的感染病灶。血液看似是自己败坏、化脓的，自然消耗后就变成了脓液。于是贝内特将这个病例确定为“血液化脓”，就此结束了对它的研究。
当然，贝内特认为的“血液自动化脓”是错的。在贝内特描述了铺路工的病症之后，仅仅四个月刚过，年仅24岁的德国研究者鲁道夫·魏尔啸（RudolfVirchow）独立发表了一篇病例报告，其内容和贝内特发现的病例惊人地相似。魏尔啸的病人是一位55岁左右的厨师。白细胞在她血液中爆发性地增长，在其脾脏中形成了浆状黏稠物。在对她进行尸检的时候，病理学家无需借助显微镜，就能分辨出在红细胞上面浮着一层浓稠如乳状的白细胞。
魏尔啸知道贝内特的病例，但是，他无法令自己相信贝内特的理论。魏尔啸认为，血液不会无缘无故地突然转变成另一种东西。此外，该病不同寻常的症状，也令他百思不得其解——脾脏增大是怎么回事？身体没有任何伤口或者化脓之处，又是怎么回事？魏尔啸开始考虑，是不是血液本身有问题？他无法找到统一的解释，但又想为这种病寻找一个名字，最终确定用“weissesBlut”——“白血”一词，这只不过是如实描述了他在显微镜下看到的几百万白细胞。年，他把这个名字改为听起来更学术化的“leukemia”，这个词来源于“leukos”一词，在希腊语中表示“白色”。
年，在德国工作的植物学家马蒂亚斯·施莱登（MatthiasSchleiden）和生理学家西奥多·施万（TheodorSchwann）主张，所有生物体是由被称为“细胞”的基础材料构建而成的。魏尔啸借用这种思想，并把它发扬光大，创建了一种人类生物学的“细胞理论”。它立足于两个基本原则：首先，像所有动物和植物一样，人体是由细胞组成的；第二，细胞只能来自于其他细胞，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细胞来自于细胞”。
魏尔啸就“人类生长的本质”问题，提出一个至关重要的假说。如果细胞只能起源于其他的细胞，那么“生长”就只能以两种方式发生：或者通过增加细胞数量，或者通过增大细胞体积。魏尔啸把这两种方式分别称为“增生”（hyperplasia）与“肥大”（hypertrophy）。“肥大”发生时，细胞数量并未改变，而仅仅是每一个单细胞的体积都发生了增大，就像一只气球被气吹起来了。与此相反，“增生”则是由于细胞数量增生而成长。每一种人体组织的生长，都可以用增生和肥大这两个术语来描述。在成年动物中，脂肪和肌肉通常是通过“肥大”来生长的。相比之下，肝脏、血液、肠道和皮肤，都是通过“增生”来成长的——细胞变成细胞，变成越来越多的细胞
这个解释颇具说服力，并且引发了一种新的认识——不仅是对细胞“正常生长”的新认识，也是对“病理性生长”的新认识。并且对本书的故事更重要的是，魏尔啸很快就碰巧发现了典型的病理性增生——癌症。通过显微镜观察肿瘤的生长，他发现了细胞的不受控制的生长——极端形式的增生。
这种生长往往似乎自己有了生命，细胞就好像被一种神秘的新力量驱动着生长。这不仅是通常意义上的生长，而是另一种重新定义的、新形式的生长。虽然魏尔啸并不理解这种生长所依赖的机制，但是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把其称为“瘤形成”（neoplasia）——一种新的、难以解释的、扭曲的增长，一个回响在整个癌症历史中的词汇。?
魏尔啸于年去世时，新的癌症理论已经慢慢地从所有这些观察中整合提炼出来。癌症是一种病理性增生导致的疾病，癌变的细胞获得了自由分生的意志。这种异常的细胞分裂失控，造成组织块（肿瘤）入侵人体器官、破坏正常的组织。这些肿瘤也会从一个部位散布到另一个部位，如在骨骼、脑、肺等距离该病灶相对较远的部位出现病症，这种现象被称为“转移”。癌症有多种不同的形式：乳腺癌、胃癌、皮肤癌、宫颈癌、白血病和淋巴瘤等。但就细胞层面而言，所有这些疾病都与之息息相关。在每一种病症下，细胞都有相同的特征：失控的病理性细胞分裂。
有了这样的认识，19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白血病的病理学家重新回到了魏尔啸的工作轨迹——白血病不再是“血液化脓”，而是血液中的“瘤形成”。
白血病细胞和其他形式的癌细胞之间具有明显的类同性。白血病是一种血液中白细胞恶性增殖的疾病。它是熔融的、液态形式的癌症。
有了这种开创性观察，白血病研究突然变得清晰起来，并且突飞猛进。20世纪初，医学界已经清楚白血病具有几种形式：它可能是慢性平缓发展的，缓慢地腐蚀骨髓和脾脏；或者可能是急性剧烈的，仿佛在“人格”上是一种截然不同的疾病——突然的发热、阵发性出血，以及令人瞠目的细胞快速增生。第二种形式被称为急性白血病，根据所涉及的癌细胞类型，又进一步分为两个亚型。正常血液中的白细胞，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的细胞——髓样细胞与淋巴细胞。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ML）是髓样细胞的癌症。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是不成熟的淋巴细胞的癌症（较成熟的淋巴细胞的癌症被称为淋巴瘤）。儿童中，最常见的白血病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它几乎总是迅速而致命。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其他癌症一样，癌细胞过量增生的同时，正常细胞的成长也莫名地终止。于是产生了过多的淋巴样细胞，但因之不能成熟，它们无法履行其对抗细菌的正常功能。
白细胞是在骨髓中产生的。骨髓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组织，是成人的造血器官。通常情况下，骨髓活检含有“骨针”，这些“骨针”正是血细胞生长的岛屿——培养新血液的苗圃。这个组织已被完全摧毁。一波又一波的恶性原始细胞充满了（骨）髓隙，覆盖了所有的骨骼和组织，没有留下任何造血的空间。
年（魏尔啸在柏林去世一年后），西德尼·法伯出生在纽约州的水牛城。20年代晚期，法伯完成了病理学的高级培训，医院担任该院第一位全职病理学家。他完成了一部出色的儿童肿瘤分类研究报告，以及一本教科书——《尸检》（ThePostmortemExamination）。它被人们普遍奉为该领域的经典之作。30年代中期，他已经是一名杰出的病理学家，医院的后巷里，被人称作“给死人看病的医生”。
然而，法伯内心翻滚着治病救人的渴望。年夏天，他坐在地下室的实验室里，突然脑海里灵光一闪。在所有的癌症中，他要选择把注意力重点放在最古怪、最无望的病种上面——儿童白血病。根据他的推断，要理解整个癌症，你需要从它复杂的底部开始，也就是它的“地下室”。而白血病，尽管有许多特质，却也有一项独特的诱人之处——它是可以计量的。
科学始于计数。要理解某一现象，科学家必须首先描述它；为了客观地描述它，就首先必须对它进行测量。如果癌症医学要转变成一门严谨的科学，就需要对癌症进行某种形式的测量——用某种可靠的、可重复的方式来进行计量。
在“可测量”这一方面，白血病几乎有别于所有其他类型的癌症。在CT扫描和核磁共振这些手段问世之前，对于肺内或乳房内的固体肿瘤的大小变化，几乎不可能进行数值测量——你无法测量你看不到的东西（除非进行外科手术）。但白血病细胞，在血液中自由浮动，可以像测量血细胞那样容易地进行计量——只需提取血液或骨髓的样本，然后放到显微镜下观察即可。
法伯推断：如果可以对白血病细胞进行计数，那么任何治疗手段，比如把一种化学物质置入血液循环，其在患者体内产生的效力都可以得到评估。他可以观察到血液中细胞的生死，并用它来衡量用药的成与败。他可以对癌症开展一项“实验”。
这一想法在法伯脑海里挥之不去。从简单入手、自下而上的研究，能对复杂性达成最好的理解。
法伯天生就是一位反应敏捷的直觉型思想家。在这里，他同样凭着本能快速做出了判断。那个10月的早晨，从纽约寄来的包裹正在实验室里等他。他撕开包裹，拿出装有化学制剂的玻璃瓶，同时几乎没有意识到，他正在揭开一席对于癌症全新思考的大幕。
◆比断头台还嗜血的怪物
白血病的医学意义，一直与其高发病率不相称……事实上，在治疗全身系统性白血病时所遇到的问题，为整个癌症研究指明了所要采取的大方向。
——乔纳森·塔克（JonathanTucker）
西德尼·法伯接到化学制剂包裹之际，正值医学史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20世纪40年代末，在全美各地的实验室和诊所中，新发明的药品滚滚而来。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是抗生素，如在“二战”期间被利用到穷尽的珍贵药品青霉素（年，青霉素要从用药患者的尿液中重新提取、回收，再次提炼出每一颗珍贵的药物分子）。但到了50年代初期，青霉素的产量达到了几千加仑。年，默克公司发出的第一批青霉素虽仅有5.5克，却是美国库存抗生素的一半。十年后，青霉素得以高效地大批量生产，每一支的价格已降至4美分，仅为半加仑牛奶成本的1/8。
新的抗生素也随青霉素接踵而来：年，推出氯霉素；年，四环素。年冬天，又一种神奇的抗生素——链霉素。新的药物在以惊人的速度相继出现：到了年，有一半以上的常用药品在十年前都是闻所未闻的。
也许比这些神奇药物意义更重大的，是发生在公众健康和卫生领域的变化大大改变了美国的疾病面貌。原本可以在几星期内造成整个地区人口大量死亡的传染病——伤寒，随着几座城市大力改善市政供水、清洁水源，逐渐消失了。就连肺结核这种19世纪臭名昭著的“白色瘟疫”，其发病率也急剧下降。从年到年，肺结核发病率下降了一多半，这主要是由于卫生条件的改善和公共卫生的努力。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47岁增长到了68岁。这种寿命的大幅度增长，超过了以往几百年成就的总和。
“二战”后医学取得“横扫天下”的胜利，医院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从年到年，在全国范围医院。年至年之间，求医患者的人数从万增加到了1万，增长了两倍多。随着医疗护理条件的显著改善，人们对“治愈疾病”也寄予了更大的期望。居住在卫生的郊区新城的年轻一代，梦想着“有病皆愈”——没有疾病、没有死亡的人生。在人们的焦虑排行榜上，“疾病”已经落在了“养育子女”和“财务问题”之后，排在第三名。事实上，“养育子女”成为了一项当时前所未有的举国事业，生育率稳步攀升，年，在美国每七秒就有一名婴儿出生。如同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Galbraith）所描述的“富裕社会”同样被人们想象为一个永远年轻、永葆健康的无敌社会。
然而在所有的疾病中，癌症却拒绝跟随“前进的步伐”。如果肿瘤纯粹只是局部性的（即局限于单一器官或部位，可以由外科医生切除），那么它尚有被治愈的机会。这些步骤后来被称为“切除”，是19世纪“外科手术大进步”所传承下来的遗产。比如，一个孤立的恶性乳房肿块，可以通过“根治性乳房切除术”进行切除。这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伟大的外科医生威廉·霍尔斯特德于19世纪90年代首创的技术。随着20世纪初X射线的发现，放射线也可以被用于杀死局部位置上的肿瘤细胞。
但是从科学上来讲，癌症仍然是一只黑箱。医生治愈癌症（如果可以治愈的话）只有两种手段：手术切除肿瘤或用放射线烧灼——在灼热射线与冰冷刀具之间做出选择。
年5月，几乎在法伯开始化学药物实验的整整十年前，《财富》（Fortune）杂志公布了它对癌症医学做的所谓“全景调查”。报告非常令人不安地说：“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不论是治疗还是预防，都没有引入新的治疗原理……《财富》杂志这篇文章的标题为《癌症大黑暗》。作者认为“黑暗”指的不仅是医学上的黑暗，也同样来自于政治。抗癌医学之所以“卡壳”，不但是卡在“环绕癌症的医学谜团”上面，也卡在“对癌症研究的全面忽视”这一环节。
与科研经费的停滞状态相比，癌症本身的迅速崛起更令人印象深刻。当时癌症在很大程度上仍潜伏在众多常见疾病的阴影之下。年，水牛城的著名外科医生罗斯威尔·帕克（RoswellPark）认为，癌症总有一天会超越天花、伤寒、肺结核，成为全国最主要的死亡原因。这一言论当时被视为“危言耸听”，然而，在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帕克的言论变得越来越具有可信度，且越来越像“先见之明”。
伤寒除了一些零星的爆发，正变得越来越罕见；天花病例也逐渐绝迹，到年，它在美国完全消失。而与此同时，癌症已经超越了其他疾病，在“夺命杀手的阶梯上”一路攀升。从年到年，癌症的死亡率增长了29.8％，略高于结核病；到年，癌症已成为全美第二常见的死因，仅次于心脏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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