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验是探索社会发展路径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的大部分实践中，试点工程是社会实验的主要形态以及统称，包括特区、试验区、示范区等的建设。以社会实验的概念指涉试点工程，有助于从科技哲学和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的角度对这一实践进行阐述，并提供有益的指导。我们所讨论的社会实验是在开放、非受控的真实世界进行的实验，与一般性认知中封闭空间里的实验室实验具有显著区别。随着实验场景的转换，实验所遵循的逻辑与行动导向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因为情境条件的改变会对实验的语义内涵以及行动的规则条件产生影响。另外，随着前沿科技的发展并愈发嵌入现代社会的秩序建构中，技术创新将有助于试点工程的建设与有效运行，这使得社会实验在深化改革与提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中有了新的形态。
社会实验的实践机理
作为改革的社会实验，就是在开放的生态系统中引入异质性的变量，激活基层的社会功能和规范体系的构建。当我们在这种语境下谈及某个场景中的社会实验，就是在试图引导某个对象发生变化，通过实验的方式对其进行干预。结合开放性的实验场景与激发基层创新活力的实验目标，可以认为，作为改革的社会实验强调的是一种地方性、动态性、开放性的探索性实践。
实验室实验发生在较为封闭、边界明确、科学家为实验主体的受控情境中。而在社会实验中，不确定性的边界条件反而成为这种实践可能成功的潜在变量，并且不存在绝对的实验主体，利益相关的行动者都置身于同一个实验系统中。那么，行动者的身份有了重合态：被实验者同时也是实验者。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看，实验室实验参与社会利益的实现，代表性的理论如拉图尔（BrunoLatour）、卡龙（MichelCallon）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实验室内科学家之间会发生科学利益的协商，并且通过转译实现与社会利益的勾连，使更多的行动者参与到同一维度中，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这实现了实验室科学与社会之间行动结构上的网络化。不过，这里的知识研发活动依然是发生在实验室内。封闭性实验遵循的是一种演绎逻辑，需要一个既定的假设前提，通过有限目标变量的选择进行证实或证伪。在这里，实验的主客体是边界明确的，因为实验的执行者始终是科学家，所制造的产品形式是编码化知识和技术人工物。
在开放的社会实验中，科学活动与社会行为是交织在一起的，介入其中的参与者与周围的一切环境要素都会发生关联，这样实验主体的认知与行动导向和目标对象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对于一项成功的实验室实验而言，可重复性是其获得同行认可的标准，其实验过程是一项有针对性的干预行为；而社会实验遵循的是一种迭代型逻辑，这种逻辑是溯因性的，强调开放性与情境性。因此，对于社会实验的指导不必然遵循先决条件，反而要求对前提的修正、改善与颠覆，以达到更具适应性的状态。可见，社会实验的成功不必然是以实现广泛的移植作为既定的规则。
历史上，作用于我国推行与深化改革的社会实验，有时会采取这样一种做法：面对塑造适应我国现实秩序的艰巨任务，在他国模式无可照搬的情况下，先行选取一些区域性的场景引入一个变量（政策、制度等）进行试错，倘若成功就向全国推广；倘若失败就换一个地区重新试验，直到试成功为止。政策与制度原型通过与地方性条件的融合，达至一个适应性的体系。其实，在“试点”“试验区”这些概念中就包含了实验的一些原初含义。正因为不能作确定性的判断才需要做探索性的尝试，也正因为无法确定新的政策在全区域推广后会产生怎样的负面效应，才需要在区域性层面先行试验、总结经验，以便在全区域推广前能前瞻性地制定治理策略来降低创新的风险。
历史经验表明，上游管理对于社会实验的工具性认知也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化，探索改革的发展道路从自下而上的盲目摸索，慢慢过渡到自上而下的规划干预。我国在进行社会实验过程中展现出两种实践类型：一种是以“自适应性”为导向的改革实验，通俗点说就是“因地制宜”，不要求也不被认为可普遍移植；另一种就是以“可移植性”为目标的改革实验。通过“可移植性”与“自适应性”的区别可以看出，社会实验遵循的规则条件所涵盖的内容比科学实验规则要复杂得多，并且实验主体在身份上不是既定的，也有着基层实践经验的介入。
社会实验的新形态：技术创新的赋能
创新型国家中的创新理念，是一种系统的概念体系，在辐射面上直指全域性的创新。这不仅是前沿科技的创新，还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相连，通过创新提供改革的动力，并达到对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直接推行全域性的创新是有风险的：一是不能真正明确创新的目标，二是尚不具备创新带来的潜在副作用的社会治理经验。通过局部区域的先行试验找寻线索，归纳总结，再做全面推广，这种渐进式的改革依然符合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思路。
近年来，我国在社会实验的运用上更加追求差异性、多元化的实践，体现为试点工程的数量、种类、内容以及在范围、层次上的拓展，除延续政策改革实验与制度改革实验（经济特区、国家级新区、高新区、自贸区、综合配套试验区等的建设），还出现了城市级无人驾驶汽车社会实验室、智慧城市、“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等技术创新直接介入现实生态的社会实验，也就是新型的“技术—社会”实验系统。
显然，社会实验的发生场景开始与更广泛的生活世界关联起来。这表明我国对社会实验的实践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从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到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再到如今“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驱动模式。概言之，通过基层的先行试错总结探寻不确定情境的经验，在顶层设计中把握创新的方向与进度，两方面都须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为宗旨，这是创新型国家建设对实践社会实验、推广试点工程提出的新要求，这种可持续的驱动机制的塑造需要技术创新来赋能。可以认为，技术创新为驱动深化改革的社会实验带来了新的契机。
首先，社会改革实验中的多元主体本身需要通过赋能来更好地参与。近年来，有关赋能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受到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