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麻疹疫情调查
原卫生部疾控局局长齐小秋
老韩说下个月要和几个插队知识青年朋友驾车自由行去西藏，还说要走川藏公路。我在卫生部机关工作期间去过几趟西藏，除了阿里地区，西藏其他所有的地区我都造访过，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走川藏公路去昌都地区的那一次了。初步了解疫情
说起我第一次进藏还是在三十多年前的年，也是在现在的六、七月份吧。当时我在卫生部卫生防疫司急性传染病处任副处长，一天，王健司长跟我说西藏昌都地区发生传染病流行，疫情造成数百人死亡，有反映说可能有失职行为，中纪委王鹤寿副主任批示卫生部尽快调查。他于是交代我第二天就离京赴疫区调查。他说不管什么时候到，只要你一离京就可以上报我部已派人赴疫区调查了。当时的通讯手段非常落后，我们只知道昌都发生了疫情，不太清楚是什么病，从发病季节看，推测可能是麻疹或流脑的流行，但听说发病的大人小孩都有，还有许多不清楚的情况，与西藏卫生厅联系也得不到更详细的情况。不管怎样我赶紧联系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流行病室的迮文远同志，又去办公厅开了介绍信，第二天我俩就直奔成都。到了成都找到西藏驻成都办事处，部里已与他们联系了我们的事，很快就接洽上相关的人员，但我们被告诉说现在去昌都的路不通，需要等待。据说从拉萨去昌都的路也断了。没法子只能等了。无所事事地干等了一个多星期后可算是盼来了路通的消息了。办事处的同志就给我们安排交通，当时的路况非常差，不要说小车不能走，就是越野的吉普也不行，只能是大解放底盘改装的公共长途车，又说是开这种车的都是常年在这条路上走的老司机比较保险些。据说前些天为纪念长征五十周年来的老领导，没用当地车和司机就连车带人都翻到沟里去了。办事处的同志还是很照顾我们的，给我们安排在长途车的“头等舱”，就是在司机后面的两个坐位，说是不太颠，舒服些。另外，还嘱咐我们说，目前境外分裂分子叫嚣要赶走穿兰的，杀死穿黄的，就是指汉族的干部和解放军，但他说大多数藏族的乡亲们对汉族同志还是很友善的尤其对医生还是很尊重的，他的话让我们提高了警惕，脑子里多了根弦。川藏公路路况险峻，但一路风光无限，过了雅安路上就越来越车少人稀了，有时候一天也遇不到一个行人。现在回忆起来大渡河，泸定桥，康定跑马溜溜的山，二呀么二郎山再到甘孜城都还有些印象，再往前就是过达麻拉山和雀儿山的印象深了，一个是这两座山都是海拔四、五千米高，山高路远氧气稀薄，让人头痛恶心浑身没劲；还有就是因道路塌方，我们在雀儿山半山腰被困了整整一天一夜，真是干着急没办法。等慢慢悠悠地到了昌都已经又过了是整整一个多星期了。要搁现在这么调查处理疫情可真是难以想像呀。要说每到一地，地方的工作人员和乡亲们对我们还是很好的，我们住宿都是在小的路边车站或兵站，小车站是大通铺，一屋可睡十个人，一位七毛钱，条件现在人是没法想像的，铺盖看来从来没换过，那个羊膻味真不能适应。除了住和行外，吃也是要过的一关，味道就不用说了，有时候饭还不熟，在高原上煮个面条还要高压锅。卫生习惯也太不能适应了，碗筷经常是粘糊糊的，有几次人家看我们是上头来的，还专门用脏抹布擦擦，有一次老板也是好意，特别当着我们的面用身上穿的大袍子角给我们的碗使劲地擦了又擦，人家也是好意，只能领情了。我们的介绍信是卫生部的盖章是带国徽的那种，每到一个地方出示都惹来一阵子惊讶，当地从来就没见过。到了甘孜当地人说，自从中央红军走后，还没再见中央的人来过，不知是真是假，但肯定是不会多的。深入昌都
到了昌都我们稍事了解了一些情况就直奔疫情比较集中察雅县。经过几天的调查了解基本掌握了疫情的有关情况。察雅县当时有人口四万五千余人，发病一万五千多例，死亡五百余人，发病人群中各年龄组都有，从儿童到八十多岁的老年人，从职业分布看没什么区别，甚至喇嘛也有发病死亡的病例。从发病的症状来看大多是呼吸道症状，因发病地区为高原地区，氧气分压低，发病后极易引起肺水肿而窒息死亡。所以此疫情死亡率相当的高。当时因条件所限不可能做实验室等详细的检查，但从病人的临床症状，和疫情的发生发展的过程看，应该是一次典型的麻疹的大规模的流行。因为当地以往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从来没有进行过免疫接种，全人群都是麻疹的易感人群，再加上随着与外界社会经济往来的增加，特别是当年春天本地举办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巴扎”也就是集贸市场，引起了麻疹经呼吸道途径的传播。出现病例后又不能及时地隔离治疗，甚至有的还请喇嘛来念经，结果喇嘛也给传染上了。当地的老乡们真是心地太善良了，这么大的疫情，死了这么多人但社会秩序依然是井然有序，我们接触的老百姓非但没有埋怨情绪还非常感谢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救助，特别感激当地的医疗卫生人员的救治。总结
其实我们的这次调查，充其量也只是事后的进一步的实地了解证实一些情况，该做的能做的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都做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么大的疫情也不可能像内地那样及时地处理，更不可想象和现如今的应急体制比了，医院还不如内地的乡卫生院，卫生局长又是院长又是防疫站长，防疫站连站长共三人，还有一个是司机。所以我们如实地写了报告。到后来听说上边基本同意了我们的报告，但仍然给时任察雅县卫生局局长以处分，据说理由是因为没有及时上报有关情况。在察雅期间我与王局长多次接触，感觉他是个很实在的人，他是解放西藏时入藏的解放军后来转业留在了当地，工作勤勤恳恳。再有几年就要退休回内地了，结果碰上了这么个事，但回头想想，出了这么大的事政府总要给社会给老百姓有个交待，我们的王局长也算是为党为国承担了责任，做出了别样的牺牲。我在卫生部工作了将近三十年，期间参与了许多疫情的处理，规模较大的有海南造成上百人死亡的登革热疫情、上海三十多万甲肝疫情、安徽的出血热疫情、新疆的非甲非乙‘戊肝’和霍乱的流行，更有后来人人皆知的艾滋病和扰动全球的非典、禽流感H5N1了。每到此时，我都想到了我们的王局长，力争不要再重蹈他的覆辙，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工作直到退休，可算安全着陆了。当然现在控制疫情的技术条件，队伍和制度建设，政策法规体系非常完善了，但我想后来人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新的更高的层面上的如履薄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