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疾病与疾痛的分析模式可以揭示患者与医者认知上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在中国古代医学理论知识产生时就已确立。通过运用这种分析模式对明清时期女性病患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女性与家人之间的情感互动对她们的疾痛经验有极大的影响。由于缺乏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几乎决定了中国古代女性的人际关系，构建着她们的生命故事并左右着疾痛的意义。不仅如此，作为长期被医疗知识边缘化的群体，明清时期女性在面对疾病时，相对于医学理论她们会更注重疼痛、情感、精神上的病痛体验，而善于解决疾病表征的非学术性医学常常可以更好地回应女性病患的需求，女性也因此对其产生了某种身份认同，并在家庭医疗决策层面与儒医所代表的学术性医学产生身份对抗。
关键词：性别史，医疗社会史，女性病患，疾痛
受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近十几年国内对于中国古代医疗史的研究发生了明显转向，人的重要性在医疗语境下被凸显。①那些曾消弭于历史中非精英的普通人的多样性、个体性和差异性得以被展现。受到史料集中度的影响，目前对于中国古代医疗史的研究中，绝大多数的注意力依然集中在掌握史料话语权者所创造的文本上。②这对于研究常年被医疗知识边缘化的“他者”——女性群体—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阻碍。这种边缘化是指，女性不仅难以参与到医学知识的生产中，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她们都不具备接触到医疗理论知识的条件，遑论将这些知识运用于医疗实践。③而医疗知识的“他者”化进一步引导着女性作为病患时的医疗决策，形成了有别于话语权者的医疗观。所幸的是，社会和个人因素时刻影响着男性(无论是医者或是精英阶层)在撰写文本时的策略。将他们的文字进行拆解和细读，并以女性的自序性书写作为辅助，那些隐于文本背后的女性病患的生命历程和诊疗困境并非是完全缄默的。
而在研究以人为主体的医疗史时，个人所面临的疾病不仅仅是“疾病的实体”所导致的，它事实上也是病人的体验、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共同参与的文化建构。④对于后者，苏珊·桑塔格(SusanSantag)提出了“疾病的隐喻”作为回应，她认为只有驱散了导致疾病污名化的隐喻，才能回归“疾病的实体”。⑤本文侧重于研究疾病的个人性：
但不代表这一探索试图抹杀疾病的社会性，而是意味着它将从疾病的个体出发。事实上，疾病在被赋予社会、文化隐喻之前首先应当是属于个人的疾病。与之最为直接的关联应当是个人的医疗决策、病痛经历和生命故事。
明清时期，医疗知识的传播无疑与出版业和印刷业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嘉靖之后书籍刊行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范围也更广泛。①以新安为例，担任出版物资运输和流通的新安商人们不仅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财富，也利用这些财力刊印和购入了大量书籍。②同一时期，被后世称为“新安医学”的区域性学派产生， 医家徐春圃、汪机、孙一奎、程文囿等人均来自这一地区，并留下大量医学著作。③医学知识对于普通人而言更易获得，有学者认为正因如此，崭新医学入门模式开始产生，他们效仿儒家的教育模式设计入门书籍，呈现出一种儒医模式。④“儒医”一词的出现远早于明代，它与北宋徽宗时期朝廷的医学教育*策有着密切的关联，到了南宋时期它被赋予了更多文化性的内涵：它从“尚医士人”中的“精医者”到“尚医士人”中的“弃士为医”的转化，使“儒医”一词的使用范围扩大，同时也更接近明清时期“儒医”的概念。⑤然而，真正促使明清时期的儒医有别于前朝的特点，不仅仅是他们引人注目的庞大数量，更是他们利用“儒”的知识性所体现出的专业化与学术化。医者们通过对于医学典籍的整理，将医学经典化。⑥这是士人与儒医得以产生身份认同的根源，也是他们有别于非学术化医疗传统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的地方县志、笔记小说及医学著作中，不乏有抨击女性对于富有宗教色彩的、以实操为主的非学术化治疗活动存在偏爱的情况，进而形成了男性与女性、学术化与非学术化这种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
基于现代临床医学的经验，阿瑟·克莱曼(ArthurKleinman)提出了疾病(disease)与疾痛(ill-ness)的分析模式，以区分医生和患者对于疾病的认知差异，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疾痛对于患者的意义。⑦而这样的分析模式并不应当仅仅局限于现代经验，本文试图通过这一模式诠释疾病对于明清女性病患的意义，并进一步说明那些具有性别指向性的医疗选择产生的原因。诚然，就明清时期而言，无论是文化还是医疗语境都被时间蒙上了一层迷雾，而本文所要尝试的正是拨开这层迷雾，探索对于时人而言，疾痛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明清时期女性所共享的“普世的”个人经历是如何呈现在她们对于疾痛的认知中，并引导着个体的生命历程？性别是如何与医疗知识相互作用，并在家庭医疗决策过程中呈现出身份对抗的现象？
一、疾病与疾痛分析模式下的明清医疗
阿瑟·克莱曼在《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中引入了三个值得区分的概念： 是疾病(disease)，即医生通过专业理论的滤镜，从患者的疾痛经验中看到的健康问题。第二是疾痛(ill-ness)，包括人们难以避免的患病经验，如症状、苦楚等。它们是疾病引起身体异常和不适反应的切身感受。当然，疾痛的经验在一些时候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这就涉及社会对于疾病产生的“隐喻”作用。第三是病态(sickness)，即某种疾病患者群体与宏观社会势力关系的总体特征。⑧我无意于强调中国古代的病患关系、诊疗模式与现代西方的经验有着某种相似性，事实上，它们存在着巨大的不同。那么阿瑟·克莱曼疾病与疾痛的分析模式是否仅可以作为现代经验？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中国古代医者是否足够“专业”？在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普通病患难以理解的医疗观和医疗语境？早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学校已经开始用系统化的课程训练医学生，他们只有完成实习并且获得学校授予的许可后才能行医。⑨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医者们在行医前的专业训练就显得松散了许多。特别是明代以后，印刷术和出版业的发展使得医疗知识不再被世家垄断，行医成了开放的职业。积极的方面在于从医人数出现了激增，对于久试不中的儒家学子而言，从医不再是一个显著的跨阶级选择，社会对于弃文从医的宽容度得到显著的提高。但是其负面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监管机制的缺乏使得医者不需要进行系统的培训，甚至仅阅读过几本医书就可以对外行医，这直接导致医者的构成结构复杂、人员良莠不齐。面对疾病，患者及其家人不得不根据自身情况做出医疗选择，以获得更有效的救治。①
但是中国古代的医者依然共享着有别于普通病患的医疗语境，因为疾病认知上的差异性在医疗知识产生的那一瞬间就已经确立。从南北朝时期开始，诊断学和临床医学都出现里程碑式的发展。②这意味着医者可以通过专业知识对于患者的临床表征进行辨别和判断，比如寸关尺诊法的出现就有助于医者在临床上对患者进行量化诊断。从明代开始，面对宋金元时期兴盛而繁杂的医学流派，儒医通过对于医宗的编写和普及使得各流派之间门户的限制被打破，实现了经典化。③这种经典化一方面在临床症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避免流派之间相互抨击，减少了病家在求医问诊的过程中无措和不信任的情绪。但是另一方面，具有统一性的专业知识也引导了医者在面对疾病时下意识地倒向“有价值”的信息，并忽略了病患的疾痛经验。如果将具体的病例放到一起去比较和诠释，就可以发现显而易见的倾向性。比如，在两种不同的文字载体中，对于相同的疾病“痢”存在着大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