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疾病的蛛丝马迹
生物考古学家如何破译这些谜团，尤其对于尚未发现文字记录的早期文明？即使在文字社会里，有关穷人和边缘化群体的记录也是极少的。
结核会在脊柱上留下特征性的标志
在大多数考古现场，我们的祖先留下的残骸只有骨骼。
比如梅毒、结核和麻风等传染病会在骨骼上留下痕迹，意味着考古学家能够通过位置、特征和分布等“特异性病征”鉴别出疾病的种类。大多数疾病在骨骼上形成的标志并不特异，意味着生物考古学家只能判断该个体处在疾病状态，而不能鉴别出疾病的种类。但有一些疾病根本不会影响到骨骼，比如鼠疫和HIV以及COVID-19这类病毒传染病。而短期内即可致死的疾病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在患者骨骼上留下痕迹。
生物考古学家面对这些不存在明显骨骼变化的疾病，想出了各种方法，也常常借助其他领域专家学者的帮助，比如遗传学家和寄生虫学家。
一些手段包括分析墓穴中遗骸骨盆处的土壤，或许能够发现肠道寄生虫的痕迹，如绦虫和蛔虫；
基因分析则能够鉴定到附着于遗骸骨骼和牙齿的感染性病原体的DNA。
颅骨上的圆形损伤是梅毒的特有表现
生物考古学家还能够通过未成年人牙齿和骨骼的发育情况，或成年人骨骼的退化情况来估测死亡年龄。由此借助人口统计学可以得出大流行期间死亡人口的年龄分布。
多数感染性疾病并不是随机地感染人群，被感染者主要是免疫系统功能较差的婴幼儿和老年人。
以一个14世纪的墓穴为例，其中遗骸的年龄分布就具有上述的非随机性，而黑死病患者的年龄分布则是相对平均的，那么就可以推测他们并非黑死病的受害者。相反，年大流感相当少见地打击了免疫功能最强的群体，即健康的年轻人。现如今的COVID-19也具有一定的特征性，它的主要目标是老年人、体弱者以及特定种族群体。
如此这般，我们通过祖先的遗骸发现历史上流行过何种传染病，但如何以此获得宏观视角，了解传染病的起源和演化呢？
研究者通过考古学上的线索重构历史上社会经济组织、环境和技术的面貌。我们能够以此研究这些风险因素作为变量时，导致疾病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和世界的不同地区，甚至同一社会群体内部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澳大利亚瑟堡小型原住民定居区集体墓穴的探地雷达图，于—年流感大流行时期，定居区人中的人染病，约90人死亡
传染病如何获得其最初的立足点
人类生理学以复杂的方式影响人类文化。反之，文化也对生理学产生影响，但我们的身体往往无法跟上变化莫测的文化变化。
以20世纪为例，大量制作的快餐代替了许多人原本均衡而健康的饮食。由于人体的演化并非为了适应这类饮食，因此糖尿病、心脏病和肥胖的发生率步步高升。从古代流行病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种族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耕种的开始。
大约在年前，地球上的几个地区各自独立地产生了农耕文明。在这一改变之前，人类属于游猎采集者，狗是人类唯一的动物伴侣。
那时候人类的运动量相当大，饮食均衡、种类丰富、高蛋白、低卡、低脂。在狩猎野生动物或同其他群体发生冲突时，人类的小集体会受到寄生虫和细菌感染，也会受伤。他们也必须面对牙科问题，诸如严重的磨损、牙菌斑或是一些牙周疾病。
英国温彻斯特古罗马时期的遗骸，可见下肢骨折后愈合的痕迹
但游猎采集者最不必担心的正是那些能够极快地通过人传人遍及一大片地区的传染病。流感病毒之类的病原体并不能在机动性高而社交隔离的小群体间有效传播，甚至会很快消失。
农业的出现产生更大规模的定居人口，其内部的居民往往关系密切。新的疾病会滋生于新的环境。农业模式下的儿童死亡率较高，大约30%或更多的儿童会在5岁前死亡。
正是在这一时期，不同种类的哺乳动物以及鸟类在数百万年的演化历程中第一次产生了密切的关系，人类开始驯养动物。这为新的一类疾病——人畜共患病的产生打下了基础，这些病原体曾经仅仅出现在野生动物中。这时，人类加入了它们的生活史中。
同时，这一时期人类所处的卫生环境较差、饮食也不再均衡，远距离的群体间，尤其是城市间因迁徙和交易使得人类交往增多，这些都为传染病的大流行创造了条件。
疾病全球化
人类历史上的近期事件也同样导致了流行病学上的重要转变。
欧洲、中东和亚洲的人类各自在不同的环境中和人畜共患病共同演化超过了年。不同地区人类与动物的接触方式也不尽相同。当人类与某一特定的动物种类长期共同生活，就会建立一种共生关系，于是人类也会对当地的人畜共患病产生抵抗力。
发现于秘鲁的这个头骨可能是年前人类进行头部外伤手术的证据近代历史发端于欧洲的几个帝国开启的大航海时代，这一事件使一批“旧大陆”疾病向外传播，对于并非与这些疾病共同演化的人群而言，这无疑是致命的。
澳大利亚、太平洋地区和美洲的土著群体与这些新的病原体在生物学上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交互。这意味着不存在免疫力，于是流行病在这些群体中肆虐。据估计，死亡率甚至高达60%~90%。针对古人的骨骼、木乃伊和其他残骸中的疾病表现的研究，对重构大流行的起源和演化有相当的意义，也揭示了人类对病人照护水平的进步，产生了包括环钻术、牙科操作、截肢与假肢、草药治疗和外科器械操作等医疗干预技术。
证据表明，面对疾病，人类总是想尽办法保护自己与他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或许是年英国亚姆村居民通过自我牺牲以阻止伦敦而来的黑死病进一步传播。
在其他时代，我们看到结核病人被安置在疗养院，麻风病医院或隔离在岛屿和偏远地区，而城市居民在黑死病暴发时会逃离城市。
19世纪00年代后期，巴西圣保罗的结核病疗养院
当世界面对新的大流行，考古学和历史记录提醒我们人类同感染病几千年来生死相随。病原体影响了我们的文明进程，而人类也总是有能力面对这些危机的。
本文作者夏洛特·罗伯茨（CharlotteRoberts）是杜伦大学的考古学教授；加百利·弗罗贝尔（GabrielD.Wrobel）是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副教授；迈克尔·韦斯特威（MichaelWestaway）是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未来学者，就职于昆士兰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考古学学院。
资料来源：Whatthearchaeologicalrecordrevealsaboutepidemicsthroughouthistory–andthehumanresponsetothem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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