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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地方，从存在到湮没，有时很短暂，有时很漫长，有的惊天动地，有的默默无声
厨房的光线有点暗，灶台里快要燃尽的火光，依稀可以映出杨应平脸上的轮廓，使他黝黑的脸庞隐隐有些发亮。
48岁的他平静地注视着窗外一望无尽的夜，然后转过头来，徐徐吐出一句话——“你们能来罗贤观，你们称这是‘缘分’，而我们说，这是‘主’的安排。”
他是基督教徒，他相信“主”的存在，也相信是“主”安排了这场相遇。
大山深处的麻风病康复村
开往深山的小巴车像是憋着一股狠劲儿要把人甩出车外似的，随着汽车摆动的幅度，车上的人不住地左右摇摆、上蹿下跳，偶尔磕到椅背、把手或车窗上时还会发出几声痛呼。
司机师傅完全不顾身后乘客们的状态，脸上架着一副墨镜，专注地看着他前方蜿蜒坎坷的山路，在他右上方的反光镜旁边贴着几个红色的大字：“禁止与司机攀谈”。
大山深处海拔米的罗贤观是他的目的地，要颠簸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
罗贤观原是云南大理祥云县的一座寺庙，距离县城18公里。“罗贤观”本是寺庙中一个和尚的法号，因其最早发现了这个地方，故将此处以其法号命名。
年，政府计划将这里改建为麻风病疗养院，便把寺庙搬迁到了其他地方。从那时起，来自祥云、宾川、弥渡的麻风病人就是通过那条山路陆陆续续地被送到山上。
也是在那个时期，5岁的杨应平跟着患了麻风病的父母一起上了山，来到罗贤观。在这里，他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慢慢发病，看着父亲的病情逐步恶化，在他11岁的时候，他又目睹了父亲不治身亡，被放进棺材，埋入土里。
微感庆幸的是，他的母亲还在，他和母亲一起逃脱了死神的魔爪，熬过了那段艰难的时期。
那时候，杨应平还不知道“主”的存在，他说，心中没有信仰的时候是特别害怕死的，因为不知道会有来生，“死就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今天，罗贤观还生活着15名老人，平均年龄78岁。
上世纪80年代后，麻风病得到控制和治疗，他们不再是饱受麻风病折磨的病人，罗贤观也从疗养院改名成了康复村；但治愈后的康复者因家人及社会大众的不了解甚至歧视，不得不继续居住在这里。
从山下到山上，18公里的山路，曾经阻断过对病魔的恐惧，却也将无奈、伤痛、甚至是绝望永远留在了山里。
废墟荒草中诉说的历史
16名老人生活的康复村是由几间砖房和原来的几间土坯房围成的两座不大的小院，人最多时，这里一共住过多位麻风病人。如今，老人们都集中住在年当地政府出钱建的砖房里，最早的疗养院院落在他们旁边静静荒芜成废墟。
从一条一米宽的小胡同进去，看到的先是院落的一间偏房，门没有了，墙也倒塌出了缺口，一辆破旧的老水车歪在里面，老水车旁边丛生着深深的杂草。
正房门口挂着一块木牌，把脸凑过去可以依稀看清楚上面的墨迹——“病员食堂”，屋里的灶台上架着两口破锅，灶台附近还放着一小堆柴火，转过身，看到的是门口附近生了锈的烧水锅炉。
从“病员食堂”走出来，过了另一个门，是另外一处小院，其中一间房的房门微微敞开着，推开房门会有灰尘落下，八副棺材静静地在光线昏暗的屋内并放着，有几张茅草皮搭在上面，积压的灰尘落满在各个角落里，默默讲述着它们存在的历史。
杨应平说：“原来这里有30多副棺材，老人们一个一个离去，也就剩了现在的8副。”这些棺材都是原来的麻风病人为自己准备的，来到这里的他们，没有几个人认为自己可以活着离开这里。
“有的人是买不起棺材的，大家就一起出钱买了木头，打了几个。”
现在这样的棺材就剩下一个被单独放在距离这间房3米远的另外一间房里，也是被茅草皮罩着，是原木的颜色，没有被涂上黑漆。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历史的痕迹就这样斑驳地留在这座到处都是废墟的院落里，如同老人身上留下的残疾和病痛，一起伴着他们行走在暮年的古道上。
罗贤观设有一间很小的药房，药柜里陈列着一些常用的感冒药、救心丸以及降血压的药等等，药柜的一旁还有两箱葡萄糖注射液。
药房主要由张友老人掌管，张友原来是名医生，如今在罗贤观接任了医生一职，平时负责给老人们看病、拿药，但如果老人们发生了小药房承担不了的疾患，就要赶一个多小时的山路，去山下的县城里就医。
也因为交通不便，这里的老人去世后有的会被家人接回家火化，有的因为无家可归没有人给他们安排后事，就直接放入棺材中下葬。
“每次有老人去世，都要花钱从外面雇四五个人过来帮忙抬棺材，村里都是老人，没有能抬棺材的，”杨应平说，“这种事每次都由熊村长主持操办，雇人的钱嘛，是谁家的老人就由那家自己来出。”
罗贤观的后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坟冢。
埋在这里的人大多没有等到年后送来的药，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连墓碑都没有，没有人来给他们立碑，没有人来给他们扫墓烧纸，甚至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
坟前的草青了黄，黄了又青，迎着太阳的光，映衬着天空的蓝。
定格在时空里的孤独与沉默
作为这里唯一一个年轻且身体健全的人，杨应平还担任着这里公共食堂的厨师，负责老人们的伙食。
每次做好饭后，他会敲响厨房门口的钟，老人们陆陆续续拿着餐盒过来打饭，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吃饭。刚蒸熟的米饭在一个不锈钢大盆里垒成小山，然后慢慢化为盆地，另一盆炒香椿和一桶水煮白菜也慢慢见了底。
吃过饭，陶林仙老人有些蹒跚地从房间里走出来，一个人坐在房门口左侧的红色长椅上，时而抬头看看天空，时而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时而看看趴在院子中央的大黄狗，时而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远方。
院外还有一座旧楼，就建在山路的一边。旧楼的下层是土坯房，上层是木楞房，原先安在楼外的火炉熏黑了它的外表。这里没有人住，李桂香老人把其中的一间改成了厨房，主要用来烧水。
她点着了柴火，把水壶架在炉子上之后拿着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佝偻着身子，静静地坐着，偶尔会起身进屋，看一眼被火炙烤着的水壶。
一辆“轰隆隆”的三轮车带着飞扬的尘土从她的右方驶来，车里的年轻男人向她挥了挥手又朝着后山驶去。三轮车“轰隆隆”的声音渐行渐远，被车轮卷起的尘土也重新落回山路中，她继续静静地坐在门口，远远望去，好像被定格在了那里一样。
沉默是这里大多数时候唯一的状态。除了两次打饭间的些许动静，老人们最多的时候就是沉默。他们有的会掩上房门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门，有的会独自一人坐在自家的门口，有的则两三个聚在一起坐着，但也不会有很多的交谈。
整个罗贤观也是如此沉默着，很少有人会探访这里，这里的老人们也几乎不出去。
信仰抚平了痛的伤疤
除沉默外，老人们每天必做的就是祷告。
今天，罗贤观的老人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陶林仙老人说，六年前，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这里传播基督教，教老人们读《圣经》、做祷告、唱赞歌。
一本被翻旧的《圣经》静静地躺在陶林仙老人的桌子上，书的几页页脚已经微微蜷起，她有些笨拙地拿起桌上那本又厚又重的书说，她自己不认识字，有时李学成会教她读，然后她再教其他的老人。
除了这本《圣经》之外，陶林仙老人还有一个白色的小收音机，上面贴着显眼的红十字架，她用无法弯曲的右手轻轻地拿着它，左手去调收音机左侧的音调按钮，随后收音机里便响起了赞歌，老人们就是这样听着它学唱赞歌的。
清晨，几个老人围坐在一起，双手并拢放在大腿上，头稍稍低下，双眼微闭，开始一起唱赞歌。由陶林仙老人先决定唱哪首，起头唱完第一句后其他奶奶一起合上：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
缓缓流过我的心窝
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
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
全都洒落……
赞歌唱完后，老人们开始依次做祷告，前一个人做完祷告后，她们会集体说一句：“阿门！”然后后一个人再接上。
祷告的内容大都一致：我们兄弟姊妹共同住在这里，经历了苦难之后得到了现在的平静，主啊，愿您保佑我们今后的日子平平安安……
杨应平在他狭小昏暗的厨房里，也日复一日与他所信奉的“主”同在，感受着“主”带给他的神奇。
“因为有了这份信仰，才会逃过一次次死亡，才会少了很多的苦痛。”
他相信主的公平，“一切都是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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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丨薄其雨
图片丨程洁
排版丨薄其雨程洁
独立连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满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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