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臣智纲智库广州战略中心
没有人会预料到，正当“春运”这场年度大戏如期而至，全国人民翘首以盼新年到来时，一场病*危机已经在悄然蔓延。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到惊动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病*肆虐，使得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持续高速运行40年后，十多亿中国人不得不主动停止各种经济交流活动，千百年来第一次“宅”在家里度过春节，抵抗着这场大灾难……
当我们追溯病源，将矛头直指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买卖时，更应该问的是：全国还有多少个“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为什么病*总是出其不意的爆发？它们又从何而来？
一、地球是一颗“病*星球”
一种游走在“生命边缘”的物质
病*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物之一，在人类诞生以前就已经存在。生物学上，病*被定义为一种个体微小、结构简单，只含一种核酸（DNA或RNA），必须在活细胞内寄生并以复制方式增殖的非细胞型生物。
当病*存在于环境之中，游离于细胞之外时，不能复制，不表现生命活动。
但病*进入细胞之后，它可以控制细胞，使其听从病*摆布，为其生命活动工作，表现它的生命形式。所以，病*本身并不是一种生命形态，而是一种介于非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的“边缘”生物体。
无所不在的病*
我们生活的地球，既孕育了生命，也“滋养”着病*。海洋、土壤、空气里，连下雨时落下的每一滴水里都带着病*。
根据科学家计算，每1升海水中含有大约亿个病*颗粒，在占地球表面积71%的海洋中，存在着大约个病*颗粒。
这是什么概念？在数量上，这是地球上所有海洋生物总数的15倍；在质量上，这相当于万头蓝鲸的总重量；在长度上，将这些病*挨个儿排起来超过了万光年，比整个银河系的范围还要大得多。
令人疑惑的是，海洋中病*规模如此庞大，但人们在海水中畅快游泳，甚至潜水的时候，为什么不用担心被这些病*“入侵”呢？这与生物进化密切相关。
因为病*经历了无数次进化后，存在于海洋中的这些病*已经适应了只能寄生于海洋中单细胞生物体内的自然法则，所以绝大部分没有感染人类的能力。
在陆地上，病*也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与海洋病*不同的是，我们常常被它们所感染，如SARS、“新冠病*”等。从生物角度看，人类也属于哺乳动物，而感染人类的病*大多来自其他哺乳动物携带者，也就是说能够感染哺乳动物的病*，那必然也有感染人的可能。而且，陆地上的病*与人类的生存环境相适应，更能通过包括食用在内的多种方式进入人体造成感染。
无论是“非典”还是此次“新冠”，都已经查明病原体来自野生动物，而地球就是个“动物世界”。
至于“我们的世界”，已经被病*“包围”。
二、合作还是对抗？
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谈病*而色变是一种常态。毕竟在近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中，病*造成的瘟疫带来的巨大灾难不胜枚举。即使在21世纪，病*依然在不断肆虐，人类与病*的对抗战从未停止。
人类与病*的无限战争
自打人类诞生，病*便如影随形。能够如此持久的存活下来，源于病*的寄生性和进化性。寄生性促使它永不停息的寻找新的宿主，只要不被消灭，就会跟随人类的发展不断传染、不断繁衍；进化性则是病*最“聪明”的地方，那就是不断适应变化，想尽一切办法去传播。
古代还没有病*的概念，所以人们对这类传染性疾病的称呼大多为“瘟疫、疫病”，并与之进行了无数次对抗。
大约公元前年—前年，人类最早定居村落出现，开始种植粮食并驯养动物。经过数千年，人类逐渐确立了农业和畜牧业，而发源于动植物的病菌也有了足够的时间进化，可以入侵人体。此时，人类早期疾病便开始出现。
公元前年左右，埃及发生瘟疫疾病大流行，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早的“炭疽”流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科学家马丁·休·琼斯认为，炭疽杆菌可能最初起源于非洲。
公元前年左右，埃及出现天花病*，证据则来自于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公元前年在世）木乃伊身上留下的麻点。
公元前年—前年，雅典与斯巴达爆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雅典瘟疫流行。据考证，直接导致了近1/4的居民死亡。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这场发生在两千四百多年前的雅典瘟疫从何而来，但可以确定的是，疫病几乎摧毁了整座城市。
公元前年—前年，正值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以“疫”来形容给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的传染病的记录。如《周礼·夏官》中记载“以索室殴疫，大丧”。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疫病是伤亡损害比较严重的一类疾病，但当时并没有明确的对“疫”的定义。
一直到我国东汉时期（公元25年—年），许慎在《说文解字》提出：“疫，民皆疾也”；王充在《论衡·命义篇》中记载：“温气疫疠，千户灭门”。这是我国最早对于“疫”字含义的解释，说明了当时疫病具有流行广泛、危害及其严重等特点。
公元年前后，东晋时期的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一种传染病：“比岁有病时行乃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戴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此疮从西东流，遍于海中……”。
其实，这里所描述的疫病就是“天花”，也称为豌豆疮。葛洪的这一段记载是世界上对天花的最早描述，不但对其流行性、病程经过、发疮特点及其预后等进行阐明，还在著作中提出了治疗及预防方法。这说明，人类已经开始科学认识疫病并掌握了一定的防治方法。
公元年—年，发生了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鼠疫流行，因为当时是拜占庭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期，所以称为“查士丁尼瘟疫”。这次鼠疫不仅造成君士坦丁堡大约40万的城市居民死亡，更促使盛极一时的拜占庭帝国走向了灭亡。
公元年—年，在我国唐朝时期，根据兰州大学么振华教授的统计，共发生了31次灾疫，大约每9.4年就发生一次，不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人口迁徙，还影响了战争发展的进程。
《旧唐书·*巢传》记载：“是岁自春及夏，其众大疫，死者十三四。众劝请北归，以图大利。”疫病流行，正是*巢起义功败垂成的重要原因。
公元年—年，“黑死病”席卷整个欧洲，夺走了万欧洲人的性命，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1/3。相比于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欧洲5%的人因战争而死亡，这场欧洲中世纪大瘟疫带来灾难的危害可想而知。
15世纪末，当欧洲人踏上美洲大陆时，也将天花病*带到这里，导致原本-万的印第安原住民在年后仅剩下不到万人。
公元年，我国山西发生了明末大鼠疫，在前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瘟疫蔓延到北京，造成当时北京20%-30%的人口死亡。而在此时，李闯王大*借这一天时，很快攻下了帝都。可当李自成坐在皇帝的宝座上之时，瘟疫已经渗入到他的大*之中，在多尔衮和吴三桂的联*中惨败。这也使北京城在短短一个多月就更换了两次主人。
清末至民国时期，年11月，在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黑死病”。四个月内，疫情波及五省六市，死亡人数达多人，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
年淞沪会战结束后不久，霍乱肆虐了全国除新疆、青海、西藏外的座城市。据统计，感染者达10万多人，造成近3.2万人死亡，死亡率在战争影响下高达31.76%......
在和平年代，即使医疗水平空前提高，人们也已经充分认识到瘟疫背后的始作俑者——病*的前世今生，但这似乎并没有完全阻止病*蔓延。
进入21世纪以来，战“疫“仍在继续。年的SARS，年在沙特阿拉伯首次发现的“中东呼吸综合征”，年非洲几内亚爆发的“埃博拉病*”，年末湖北爆发的新型冠状病*......
虽然每一次战“疫”都会以病*自然消亡或人类成功攻克宣告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真正胜利。万年以来，从动植物传到人体，从原始社会、农耕社会进入到现代社会，病*的肆虐不会停止，人类的对抗也将继续。可以说，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与病*的战斗史。
对病*的“误解”
在古代，因为对疫病的认识有限，医疗卫生水平和治疗手段也都很差，发生瘟疫时大部分病人往往只能“等死”。所以，在无数次与病*的战“疫”后，我们已经习惯了把病*看成灾难，但这其实是一个误解。因为，如果我们消灭了病*，人类也就不存在了。
从历史经验来看，疫病的发生并不是病*的本意，而是天灾和人祸的结果。
天灾：“大灾之后必有大疫”。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我国在秦至清朝的悠长历史中，与自然灾害有关的疫情占疫情总数的70%以上。自然灾害改变了特定的环境，形成了有利于病原体繁殖和播散的环境。
同时，在以农业为根本的古代社会，自然灾害造成农业减产影响人们的食物来源，一方面以野生动物为食的情况增多，病*从动物携带者向人体转移，产生了疫病的流行；另一方面食物短缺造成民众体质更加虚弱，抵抗力下降，易受病*侵入。
人祸：历史学家统计了唐朝以前与战争相关的疫病流行数，发现其占疫病流行总数的比例达到了1/4。正如《中国医籍通考》中所说：“疫证每起兵荒之后”。在战争年代，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遭到巨大破坏，水源、食物等都可能因此遭受污染而滋生病菌。
同时，人们为了躲避战乱，往往会形成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和流动，一旦发生疫病，由于古代封建王朝的*府往往只会专注于战争，无暇顾及对疫病的防治，造成更大范围的影响。
从自然演变来看，病*与包括人在内的其他生物的攻防战由来已久，但这并没有毁掉生态系统，反而使病*成为地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对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气候调节、物种演化至关重要。
科学发现，甚至我们呼吸到的氧气，就有大约十分之一是病*的功劳。
从人类进化来看，很多病*经过长期的进化，已经能够和自己的宿主和平相处，成为人体微生物群落中的一个“物种”。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冒引起的发热、咳嗽、打喷嚏等症状，实际上就是病*在作祟，但并不会产生致命性的危害。而且，病*不断迫使着人类的细胞做出改变，帮助细胞适应不同的环境，也因此塑造了人体超强的适应力。
生物医学家发现，我们每个人的基因中都有8%来源于病*，它们嵌在人体细胞内的基因组中，并没有损害人体而是选择共存。这种被称为“内源性逆转录病*”的病*源于数亿年前，当时感染了这种病*的动物利用病*基因发育出了胎盘并演化成哺乳动物，最终来到人的体内，成为人体发育胎盘所需蛋白的重要合成机制。
所以，人类与病*并非只有对抗，也有密切的合作。
三、博弈：智慧的人类与“聪明”的病*
动物因适应规律而生存，人类因尊重规律而创造。在无数次战“疫”中，人类总能不断总结经验，用自己的智慧去顺应规律运转，化险为夷。
人类的进步
被病*感染后，首先要采取的措施就是隔离。其实，这种方法早在先秦时就已出现了。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记载了秦国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后来，南朝·齐的“六疾馆”、北魏的“别坊”、唐代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乐坊”、明清时期的“养济院”，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隔离场所。
在唐代，人们对瘟疫有了更加科学的认识。在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他总结了许多治疗传染病的方剂，还提出用熏药法进行空气消*、向井中投入药物给水消*等消*法。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方法依然十分有效。
宋元时期，出现疫情，*府会做出统一部署，派遣医官到地方诊视，并发放药物救济。南宋时期还有在*队中还配置医官与防疫药品的制度。
到了明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用人痘接种术来预防天花。将天花患者的痘痴研粉吹入健康人的鼻孔中，使其感染，“以*攻*”，进而使感染者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
发展到今天，人类与病*的赛跑还远没有结束。但是，在不断地认识和探索的进步中，人类必然有能力掌握更多应对病*的方法，战胜每一次疫病。
病*的“成长”
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病*也经历了自己的进化史。以至于当下医疗水平已经如此进步，我们依然在病*出其不意的进攻中显得束手无策。
研究发现，病*虽然没有思维，但其实很“聪明”。因为，当病*接触宿主以后，它们不仅会快速繁殖，更会根据环境做出适应性的进化，以实现更快速的传染。
病*的进化遵循着适者生存的法则，那些变异后难以适应宿主的病*会很快死掉，留下来的则会以特定的“算法”继续传染、变异。所以，对病*来说，致命并不是好的进化方向，因为当宿主死亡速度超过传播速度时，随着宿主的死亡，病*也就跟着一起凉凉了。
正如医学上认为的，病*的存在并非是杀死宿主，而是为了繁殖自身。因此，一方面，病*的进化会变得更加隐蔽，利于自身传播；另一方面，为了更好的和宿主共存，病*的*性也会在进化过程中有所下降。这样，它才能加速传播，走的更远。
对于这个结论，不知算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已经有的病*，人类已经有能力去对抗，它们最终会被消灭或者也会像“内源性逆转录病*”一样，寻找自己“生命”的出口，进化到可以与人类共存，成为细胞的一部分。对于未知的病*，只要人类的防疫水平继续提高，并且不去“招惹”野生动物，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疫情的启示
经此武汉一“疫”，在死亡与生存之间，人类是否应该思考：在生产力空前提高的今天，一只蝙蝠就能够让中国热火朝天的春运“顿失滔滔”，是我们的防疫手段太落后，还是我们在发展中失去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重新定位？
尊重常识，尊重规律。在人类诞生以前，地球是属于病*的。但在巨大的发展成就面前，人类常常忘记了这个常识，想当然的认为自己是食物链的顶端，是地球的主宰。虽然老祖宗早已经告诉我们，有些东西是专门给人吃的，而有些深山老林里的野生动物就不能吃，这是自然规律，我们必须去尊重。但还是会有人去吃果子狸、蝙蝠、穿山甲，于是带来了SARS、新型冠状病*
当然，这并不是野生动物的错，而是人类的无知违反了常识，违反了客观规律，反而“甩锅”给无辜的动物。如果我们能在灾难发生后及时找回常识、正视规律、尊重规律，真正反思自己的弱点，而不是甩锅给野生动物，那也不至于因为人类自己的自私和贪婪遭至大自然无情的报复，并周而复始。
敬畏自然，反思人性。黑格尔曾经说过，“人类从历史中所得到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不记取历史教训。”不仅是这一次突如其来的病*，过往无数次的灾难都告诉我们，人类需要大自然，大自然也需要人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真理。然而，应验了黑格尔的话，从数千年前的疫病到如今武汉新型冠状病*的爆发，人类总是在违背自然与敬畏自然之间轮回。
人性总是有两面，一面光辉，另一面黑暗。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当我们展现出光辉一面的时候，却忘记了黑暗的一面正在蠢蠢欲动。在这次灾难面前，从抢口罩、抢消*液到抢双*连，我们表现出生命的自私和惊慌失措，而也会有人做“吹哨人”，让所有人看到人性的光辉。可惜的是，人类的反思需要重来，而人性永恒。不能去苛求社会的理性，而要先保证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立思考。
战胜病*是人类的规律，黎明前的黑暗即将过去。相信人类的智慧，中国加油！
参考文献：
[1]王文远.中国古化卫生防疫思想变迁的硏究[D].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年.
[2]李胜伟.唐代疫病流行与*府应对措施浅论[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1月.
[3]ReadAbroad，《病*简史：人类对大自然的不知敬畏，才是一切灾难的源头》，来源“远读重洋”.
（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立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