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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后振兴-第二十一届中国康养·文旅小镇与乡村振兴项目实操高端总裁峰会暨优质产业资源对接大会
乡村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一个重要主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年来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使命和发展目标，摒弃“乡村改良”的建设思路，经历了“乡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改革”“乡村振兴”四个阶段，聚焦“乡村现代化”这一“大历史”“大叙事”，构建了一个宏大的内在理论逻辑和理论谱系，即“革命—建设—发展—转型”，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具有悠久农耕文明的农业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以农业发展为主，以一个农业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发展历史最久、形成业态最为完善的产业形态。乡村作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农民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成为推动农业和农村向前发展的动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是围绕农业和农村构建的。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1］。因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乡村的治理，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时代发展的乡村管理系统，如大周的乡遂制度、秦汉时期的乡亭制度、唐代的乡里制度、宋代至清代的保甲制度等。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井田制、乡官制、里长制、保甲制、宗族乡绅制等管理体制，保障了乡村中的税赋分派、征伐劳役、仲裁纠纷等活动的进行，有助于加强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在世界乡村管理史上独具一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
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国家战略，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但是，乡村振兴作为一种实践和行动，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有着丰富的历史积淀。中国共产党自建立始，就立足中国国情，传承自古以来重视乡村建设和发展的优良传统，将乡村建设和发展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发动乡村广大农民参加革命，在农村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被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百年壮大史，就是一部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乡村发展的奋斗史。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年来乡村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成功实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价值。
01中国共产党成立年来乡村发展的演进进程新中国成立前，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斗争之时，大批有良知的地方乡绅与知识分子，面对乡村衰败和时局动荡的境况，积极投身于乡村建设，将改造乡村作为实现自身改造世界的试验地，探索地方自治与乡村自救之道，从而掀起了一场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以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卢作孚等为代表的一批乡绅和知识分子率先提出乡村建设的构想并付诸实验，产生了“邹平模式”“定县模式”“北碚模式”“无锡模式”等。这些乡村建设模式虽内容各异但目标一致，即在实现乡村重建和发展的基础上，寻求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道路［2］。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民国初期的乡村建设机构有余个，各类乡村建设试验区有0余个［3］。由地方乡绅和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大多偏重于文化教育，且缺乏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因而对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效果并不明显。
乡村建设并非单纯地建设乡村，也并非要消灭农村、消灭小农经济，让农村全部变成城市。乡村建设本质上是中国整体上的社会建设和社会革命。与国民政府和乡村建设派实施的乡村改良实践不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和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按照自身的逻辑领导人民进行“乡村改造”，开展“乡村建设”，进行“乡村改革”，实施“乡村振兴”，历经四个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风格的乡村发展理论和实践模式。
（一）第一阶段：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基础的“乡村改造”
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年新中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用革命的手段打破旧的统治和剥削体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深刻地知道，如果采取所谓“改良”方式，不打破千百年来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广大农民一无所有的封建土地关系，中国共产党就难以得到广大农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共产党只要在一个地方立足，建立起革命根据地，首要工作就是宣传“耕者有其田”的政治主张，实行减租减息，进行土地革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乡村改造的实验和探索，从而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改造实践是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始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中，我党已经有了在土地改革之后，领导农民，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经验”［4］，其中包括江西的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陕北的变工队、华北华东和东北各地的互助组，以及抗日时期陕北出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中国共产党抓住了中国农民问题的要害，通过向根据地乡村输入科技、人才和资金等外部资源，领导广大农民围绕土地所有制开展了一系列革命，彻底改变了乡村内部的社会结构，满足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根本需求，因而在根据地开展的乡村改造与建设运动得到了农民的支持、拥护和参与，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之路。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探索的乡村改造延安实践，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成功实践，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乡村改造的样板。乡村改造延安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走出的一条“乡村发展”之路，它结合了民族抗日、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多种要素，创造了一个大胆的解决农民压迫和乡村解放的模式。在贫穷的延安乡村黄土地上，维持一个增加了几十万军政人员的“政权”，而且又面临着战争的压力和物质的封锁，迫切要求探索出一条适宜的乡村改造之路。通过乡村改造延安实践，养活了成千上万的军队和百姓，维持了一个有生命力的政权，且以这块黄土地为中心，指挥千军万马，开展对敌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第二阶段：以农村社会主义道路为主题的“乡村建设”
年10月至年12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领导广大农民实现农业社会主义现代化，解决广大农民的“吃饭穿衣”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90%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乡村之中。偌大的中国，军阀割据，民生凋敝，土匪横行，到处都是满目萧条，百废待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中国乡村发展实践进入了新阶段。为了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我国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并实行了城乡分割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首先在农村进行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渐进式地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形式，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然后，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兴修水利，实施以“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为主要内容的“八字宪法”，提高农业产量；在农村进行社会建设，扫除文盲，消灭苍蝇、蚊子、老鼠、臭虫“四害”，消灭血吸虫、麻风病等各种传染病，设立“赤脚医生”。—年，全国共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库8.5万座，粮食产量由年的亿公斤增长到年的.5亿公斤［5］，以只占全球6%的水资源、10%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全球22%的人口的温饱问题，同时农业和农村承担起了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提供资本积累的主要角色。
“农业学大寨”模式是这一时期乡村建设实践最典型的样态，它不仅浓缩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展变迁的现实图景、承载了中国几代农民追求温饱和富裕生活的美好希冀，而且深刻启迪和影响着我国的乡村建设探索之路。年，大寨公社响应中央号召开始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决心要使穷山沟变成富饶的米粮川。自此，大寨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治山引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落后面貌，谱写了农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撼天动地的壮歌。年2月，《人民日报》以发表通讯报道及社论的形式号召全国农业战线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同志亲自题写了“农业学大寨”的题词，周恩来同志则概括了以“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为内核的大寨精神并予以高度赞扬。此后，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乡村建设的光辉榜样，由“集体农业+合作化”模式下的生产积极性、“精耕细作+劳动力投入”的农业投入产出模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理念、“干部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大公无私”的领导风范组合起来的“大寨模式”，产生了巨大的“乡村建设”效应。
（三）第三阶段：以解决“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乡村改革”
年12月至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乡村发展的中心任务是通过改革开放，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
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率先实行分田到户、农业“大包干”的创新壮举，开启了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建设的初始模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中央文件的方式肯定了广大农民的这一创举。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主要方向，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使乡村建设进入新纪元，推动了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年，中央提出了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改革，标志着中国农村开始全面发展商品生产。中央关于“三农”问题连续出台的“一号文件”对于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长期不能解决温饱问题的中国农民逐渐摆脱贫困带来了希望，同时也为农村带来了活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生产方式变化，焕发了蕴藏在农民心中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村的商品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基本解决了农民吃饭的问题。
进入21世纪后，“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三农”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