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经过多年的蓬勃发展,中国考古学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科学资料,也引领和带动了诸多新的研究课题,为一系列新学科领域的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医学考古即在此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与传统医学相关的考古遗迹和遗物大量发现,为中国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史料,有力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展。诚如学者所言,“重大的考古新发现,使古代医学史的研究状况为之一新。中国原始社会医学史及夏商周医史的研究和探索,奠基于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之中。就是西周以后至宋元明清的医史研究,也因考古文物资料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1]。
医学考古的定名以及其研究范畴,向无统一。耿鉴庭先生属意于医药碑文拓本的收集,采用的是“医药金石”的提法[2]。和中浚与吴鸿州先生将具有一定医学意义和功能的文物称为“医学文物”[3]。李经纬先生提出“医药卫生文物”,将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学亦涵括于内[4]。马继兴先生侧重于出土医学文献的研究,称之为“医药文化资源”[5]。叶启晓先生所称“医文物”,泛指历史上与医药卫生活动相关的人类遗物[6]。年,高毓秋先生正式提出“医学考古学”的概念,将其视作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医学考古学是考古人类学和医学史相结合的衍生物,并对其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予以初步界定[7]。年,谢储生先生主编《现代医学学科辞典》,分列“医学考古学”与“医学文物学”两项,并指出后者是前者的一个分支学科[8]。和中浚先生则认为,“医学考古学”概念的提出还为时尚早,现阶段宜将此领域的研究称为“医学考古”[9]。本文亦认为宜审慎视之,暂以“医学考古”相称。
相对而言,中国学者对医学考古资料的利用更加全面和充分,在医学考古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也愈益广泛和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纵观中国医学考古研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萌芽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年,可以看作医学考古发展的萌芽期。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医学考古尚处于材料积累阶段,部分学者的研究中偶有涉及,但还缺乏全面、深入的专门研究。
殷墟甲骨文是学术史上非常重大的发现,其中有一些关于疾病的记载,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医学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10]。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三万多卷文书,其中包括经籍无载、后世散佚以及与传世版本相异的方剂学、本草学、针灸学、脉学、佛道医学类著作80余种,较著名者如《神农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明堂五脏论》、《张仲景五脏论》、《伤寒论·辨脉法》、《新集备急灸经》、《灸经铜人图》等,具有十分珍贵的文献价值。此外,敦煌洞窟中的一些壁画亦反映了当时医学的发展状况,如“得医图”、“胡医图”、“诊疗图”、“兽医治疗图”等,也是十分重要的医学资料[11]。
西北地区还陆续发现和出土了一些涉及古代医学的简牍及文书写本等[12]。例如,甘肃疏勒河流域及新疆蒲昌海地区发掘出土的汉简中有关于疾病死伤及疗疾的相关记载,包括驻军官兵的疾病、死伤、治病的药方。甘肃黑城出土三种医药方书残片。吐谷浑出土《亡名氏灸法》残卷和《亡名氏本草目录》。于阗出土《亡名氏孔穴主治》残件。敦煌以北地区出土“折伤簿”与“显明队药函”,蒲昌海地区出土的三件残存的医方纸片上记有疾病的名称以及服药的方法。新疆吐鲁番出土有医方及《本草经集注》、《耆婆五脏论》、《诸医方髓》残卷。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有《针灸专抄》、《熏牛鼻药方》和《萎蕤丸服药法》等文书残片,以及“萎蕤丸”实物。
年,罗振玉与王国维先生基于中国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材料,撰著《流沙坠简》,对兽医方的药剂计量单位“分”以及“茈宛”和“亭磨”等药物加以考订,揭示了汉代医学发展的状况,对后来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13]。年,陈邦贤先生撰成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医学通史《中国医学史》,引入相关文物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依次叙述太古、周秦、两汉、晋、隋、唐、宋、金元、明、清及近世之医学,系统介绍历代医政、名医、名著及新形成之新学说、新成就[14]。
//二、第二阶段:初兴期//~年,可视为医学考古发展的初兴期。随着考古学的逐步发展,与医学相关的考古资料开始集中大量地出土,学者也对这类资料投入了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