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文/万晓东
我父亲生于年，年去世，享年49岁。他的人生虽然不长，却是活出了精气神。父亲名叫万学柏，一米八几的个头，中等体型，头发后梳，长方脸，眼窝微陷，眉宇间透着英气。
秀才
小时候听我奶奶说，我家祖辈都很贫穷，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14岁起就帮地主看牛。因他做事悟性好又勤快，十七八岁就梨耙樯滚、抛粮下种、栽秧割谷样样捡得起，成为技术全面的农活儿把式。他帮工的地主名叫杨得之（音），其房产和田园就在安乡老县城北边不远的垸子里。杨家是个非常勤勉、规矩、讲究的大户人家。他们田里的工夫请长工做，屋里的后勤都由自家女人担当，不请帮工。春耕季节，主人自己也会打起赤脚、背起铁锹到田埂上看“月口”（供田间进出水用的导流沟）。开饭时，主人和长工们先吃，完了家眷小孩才能上桌吃。有时做“压茶”（糍粑、米豆腐等非正式用餐），会首先将盛好食物的碗摆放到案板上认真比较，发现哪个碗里多点少点，总是匀了又匀才端出去给大家享用。家里的菜坛子摆放得整整齐齐，坛子外面都要定时抹洗，长期保持干净整洁。工钱就是给谷，一个人干一年长工大约给十几石谷（每石合市斤），规规矩矩按时给，从不拖欠打折扣。杨家的这些处事为人态度，可能对父亲人格的形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杨家老板很看重我的父亲，很快就让他当上了长工中的掌作师傅（工头）。经几年摸爬滚打边干边学，父亲即成为名符其实的“田秀才”。俗话说，女儿的鞋边，男儿的田边。父亲做田里功夫非常精到，他耕过的板田不用挖田角，镪过的水田不需用钉耙平，经他整出来的秧田，果真是“田平如镜，泥烂如浆”，水田下坎的“肉堰塍”（防渗漏用）做得又光又直、棱角分明。
在他去世的前两年，有时因雨天不能下田劳动，就在家给生产队里掴缆索(牛拉梨、耙、镪、辊用的绳索）来挣工分。那时没有化纤绳索，麻制品的成本高，他便以稻草为原料，用手工制作缆索：首先选出上好的稻草，涮净并用木槌捶软，再将软草捋成单股绳坯环绕在高板凳腿上备用，然后分两次将单股绳坯掴成三股缆索成品。父亲手工制成的这种稻草缆索，粗细均匀不背股，光滑牢固，经久耐用，爱惜的人用上一年也不会断裂。这种就地取材制作农具的手艺看似简单，但不达到“田秀才”的级别的人是做不来的。
传奇
年前的农村，老百姓也有不少过得悠闲自在的，农闲时聚众赌博司空见惯。我父亲也未能免俗，时而参与其中。凭他的聪明才智，不做则已，一做即精。对赌场上的鸡鸣狗盗之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什么舞弊造假都打不过他的手板心。某日，父亲忙里偷闲，被一位朋友邀去赌场“搭虾子”压宝。庄家玩猫腻，在明眼钱（一种外圆内方的铜钱，做赌具用）上做了手脚，暗中操控赌局，被父亲的朋友识破并点穿。那人恼羞成怒，不仅不接受意见，还猫儿尾巴倒扫，嘴里不干不净骂朝天娘。父亲的朋友一时被他的气势汹汹吓呆了，在场的几十号人也都面面相觑，敢怒不敢言。
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劝告他要适可而止，不能伤众。可那人更是不识好歹，认为是要砸他场子，随手操起茶碗向我父亲头上砸来。幸好我父亲是见过场面的人，虽不谙武术，却身手敏捷、颇有臂力。他机警的一偏头躲过飞来之物，同时以一记直拳还击，打得对方蒙头转向，当即嘴角见红，面部肿起一大块。那人经此一击，立马被杀了威风，意识到众怒难犯。这时有他的马仔跳出来要为他打鼓杠（撑腰壮胆），被他用手势压下。话说这家伙也是个死得快活得快的主，见大势不妙，立马哭脸把作笑脸做，跟大家打拱手，表示服输求饶……一场赌局不欢而散。
父亲于而立之年~年农历8月和我母亲结婚。期间还着实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母亲是益阳人，12岁时被我外婆送到婆家当童养媳，成年后生了我同母异父的哥哥。母亲的婆家是驾船的，按现在说法就是跑水运，家境还算可以。母亲的前夫是比较喜欢到外面玩的那种人，年长月久，家业逐渐衰落。后来，他便丢下我母亲和我年幼的哥哥出走了，使孤儿寡母顿时陷入困境，生活没了着落。我外婆家有个邻居的女儿嫁到安乡某地，其婆家姓刘，家里比较殷实。母亲和舅舅就是傍着他们来这边讨生活。舅舅打短工，帮地主和佃农收割早稻。母亲则带着我哥哥，凭借自己的裁缝手艺给人家上门做衣服。当时母亲在一户姓胡的富农家缝衣。有好心人牵线搭桥，将我母亲介绍给我父亲。母亲见我父亲长得高大魁梧、气宇不凡，家里虽不富裕，毕竟有两间草房，屋里还囤着十几石谷，吃饭不成问题。逃难中的她，对我父亲比较满意。我父亲比我母亲年长十岁，此前并未婚娶。既然两情相悦，婚事也就办得比较简单仓促，以致没来得及告知母亲那位同乡朋友家，惹得他们很不高兴。更有挑事者说我父亲在地方讲霸道，或许母亲并不情愿嫁给万某，云云。刘家本来就窝火，听了这些蛊惑之词更是火上加油！随即在当地以每人一斗米的价码，组织了一二十人，其中部分人还带着火器，来找我父亲要人。母亲到来前，我祖父早就去世，一个伯伯出走失踪，两个姑姑已经出嫁，就父亲和我奶奶母子俩相依为命。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他们为人正派通达，处世大方有度，在乡里乡亲中人缘关系较好。对方人马刚出发，就有人将情况通报给了我父亲。父亲感到来者不善，兵临城下跟人家难得解释清楚，在被动局面下与人谈判，效果肯定不佳。回避才是上策。便赶紧带着我母亲过了小望角的河，由一位龚姓朋友安排暂住在其亲戚家避风头。再说刘家带着一拨人马来扑了个空，连我父母亲踪影都没见到，一肚子气找不到发泄对象，有人就朝天放枪示威。这时，父亲家的一户钱姓邻居（和刘家也熟识）赶紧出面打圆场，如此这般劝导一番。为了息事宁人，钱家将所有来人请到他家里，大鱼大肉、好酒好菜招待一顿。刘家及其来人也感到争回了些面子，又听邻居们说我父亲人品不错，也只好就坡下驴，丢了几句狠话便打道回府了。真是邻居遇得好，犹如捡个宝！我父母亲在外边避了两天即返回家里。随后，父亲即主动到刘家登门拜访，赔礼道歉。千错万错，来者不错。刘家也是明事理的人，自然以礼相待。双方以和为贵、不计前嫌。从此保持礼常往来几十年。因为有平时的德行在，加上父亲的危机处置得当，一场干戈就这样化为玉帛了！
单干
年打土豪分田地，本地最大地主周成奇（音）被打倒，田地和财产被政府没收后，按当时人口每人2.5亩分田到户。以家庭为单位耕种、收获。相对接下来的“集体”所有制，史上称其为“单干”。在后来困苦的日子里，我常常听到大人们在回忆起那几年时，总是说“搞单干”如何如何，口气里带有某种一去不复返的惋惜。我家共分得10亩水田和两件小型家具，可算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父亲对种田是轻车熟路，母亲只管操持家务，田里的功夫基本靠他一人完成。男耕女织，日子过得还算温饱。每年秋收后，公粮直接交到县里五总仓库，所得价款作为家用，手头也还活泛。遇到农闲季节，父亲总要带上母亲，一起上街去过过看戏的瘾，很是惬意。父亲交公粮的船经常停靠在五总仓库的外河码头。
那时人们进城里办事，轻易不会去住旅店、进饭馆，一般都是自带干粮或是住在亲戚朋友家里。所以，每当遇到不能当天返回的情况，便落脚到附近一户姓蒋的人家，借他家的锅灶做饭吃甚至借宿。蒋家女主人非常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经常为父母亲提供方便。一来二去，相互了解加深，性格又合得来，竟和我母亲结起姊妹来，双方孩子都称呼对方父母为姨父、姨妈。年农历4月中旬，我母亲挺着临生落月的大肚子，坚持搞完生产队的春插，指望到蒋家姨妈家来喘口气的，没想到就在去的当天晚上，我大弟弟就降生在他们家里。蒋家姨妈随口就跟大弟弟取名叫“街儿”。父亲将母亲和大弟弟接回家时，奶奶说不能走正门进来，可是屋子又没有旁门或后门，怎么办？好在当时墙壁都是毛蜡烛（芦苇上面缠稻草夹起来再糊上泥巴）做的，就将磨阁拐角处用镰刀割开一个洞，又将屋里对应位置的一口大缸挪开，让母亲抱着弟弟钻进来……。今天，尽管当初结拜亲戚的四位主角有三位相继去世，仅存我母亲一人，但这种不是亲生恰似亲人的关系并没因此中断。六十多年来一直历久不衰。
饥饿
从年到年间，其中只有年因水灾粮食失收，出现饥馑，其余几年都还过得比较平稳、自在。但这样的日子没能持续下去，从年开始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不到两年时间，就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于年进入人民公社。农民先前所分得的田地、农具、耕牛（后两项中有一部分是自己添置的）一律归公。名为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谁都没有。农民个人不仅失去了土地所有权，也没有了种植自主权和产品享有权。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历史洪流滚滚而来。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没有谁能够，也没有谁敢想阻止它雷霆万钧的步伐。我父亲顺势而为，以他两年私塾的文凭，担任起安保公社（安丰公社的前身）沙河口大队第四小队的会计。按住地归属，我家本应划为三队，领导为了将父亲调去四队当会计，破格将我家划为四队。所以在六十年代，我家的左邻右舍都是三队的。父亲不辱使命，任职期间非常尽力，所作所为还是对得起那一方父老乡亲的。人民公社后，政府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彻底的统购统销和计划用粮政策。年开始，上面要求以小队为单位成立集体食堂。首先，生产队所产粮食要全部上交，社员口粮再到大队加工厂统一领取，平均每人每天定量（大米.16两为一斤）标准:男劳力15两，女劳力12两，其余人员9两。个人禁养家禽家畜，没有肉类及副食供应，没有油水。整个农村笼罩在饥饿阴影下。当时传达上面的指示是这样说的:“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我父亲虽然不是队里的一把手，却处在后勤保障工作的重要岗位。当时，有两个选项摆在他面前:一是将所有粮食如实全部上交；二是暗中留下一些作为食堂贴补。前者能充积极、得表扬；后者属于“瞒产私分”，如被发现，就会被斗、挨打、吃皮肉之苦！政治压力和人身安全风险相当大。怎么办？经父亲与队委会干部反复权衡利弊后一直认为，为了使全队男女老幼少饿点肚子，顶压力、冒风险也要留点粮食做机动。不同的选择，后果的差别是巨大的。在饥饿最严重时期，四队的食堂因为队里“留了一手”，略有调剂余地，相对而言是办得比较伙食的。起码没有直接饿死人。而我家隔壁郭家（属三队）一户人家，就有两个四五十岁的壮年汉子被活活饿死。一个叫郭福生，是那种个子不大饭量大、勤快本分劳力强的筋骨（体质好）人。我曾亲眼看到他捧着喝完稀粥的碗舔了又舔。一次，他带上仅有的两毛钱去街上（县城）吃面，开始到一家馆子只有米面卖，他想要吃“大面”即麦面，就去找卖大面的馆子，谁知那里的大面早就卖完了，便急忙回头去吃米面，可是这边的米面也卖光了，两头打塌。跑了一整天，空腹而归，还白白花掉几分钱的过河钱……，从此倒床不起。他临死时还在要饭吃，家里人端点饭来喂他，他勉强吃了两口，嘴里还有饭没吞下去就落气了。
另一个是郭福生同母异父的哥哥，叫龚其相。他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我父亲曾端过两钵饭给他吃，为此他还跟我说过感谢我父亲的话。他饿得浑身浮肿，到大队卫生所去住院，当时有很多象他一样的病人，医生知道都是饥饿引起的。也不给用药。治疗方法就是让他们餐餐把肚子吃饱。龚其相在那里吃了几天饱饭，身体就渐渐恢复些了。但回家后依然挨饿，而且还要出工劳动，于是又旧病复发，没过多久就死了。因为父亲及其队干部带有冒险精神的努力，给四队的人减少了些许饥饿和死亡。父亲是识时务者，想必他当时在上上下下做了许多平衡及保密工作，使“瞒产”的事没有被追究，他和队委会的同事们最终得以全身而退。可是，无论父亲怎么努力，饥饿也是如影随形，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饥饿的体验可能很多人都有过，不过一般都是短暂的，有时甚至是主动（比如现在减肥）的，会有得到解脱、消除的信心。这和那些年所发生的饥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时候的饥饿是普遍、被动、绝望的，因其伴随着死神的脚步声而令人恐惧。可能是条件反射的原因，那时候出集体工时，女人们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吃”，特别是互相赌彩谁能一餐吃多少缽饭、多少个扣肉面子……结果当然只能是望梅止渴过干瘾，因为就算有人真的愿意“赌一把”，她也拿不出那么多“赌资”。男人们比较实际，饿慌了就会饥不择食的找东西填肚子。有人找到一片野生洋姜，挖来煮吃吃多了，拉稀拉得狗都赶不到，结果是亏了老本；还有的人将蓝花草（又名“苦籽”，一种用作肥料的植物）种子炒来吃，这个我也吃过，很香，但不知里面含有什么毒素，吃过后会让人头昏眼花；再就是偷稻谷炒了吃，因为谷壳去不净，和糠粑粑一样，吃了拉屎不出，痛苦万分；聪明的人得到教训后，便把稻谷装在酒瓶里，用一根棍子反复使劲往里面戳，将谷壳舂去，得到的米煮饭吃。但这样做很耗时且会发出声响，容易暴露目标。当年我舅舅从益阳投奔到我家，父亲安排他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他就是如法炮制时被人发现受到批评后，又重新返回老家去的。舅舅回去后不久，就因饥寒交迫而自寻短见了。
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挖湖藕吃，我十二三岁时就开始和别人一起到巴巴湖、安凝保凝垸湖等地挖湖藕。一次和哥哥到七家垸挖藕，带了一碗饭做中餐，自己挖的藕舍不得吃，太阳落土收工时已是脚瘫手软腹中空。挑着一天的成果二三十斤藕，走一走、歇一歇，跌跌撞撞走了十几里路，到家时已近半夜……。将湖藕焖在饭底下吃，虽然吃多了糙人，但比别的东西都要强些。
在那个疯狂的年代，社员除了忍受饥饿，还很容易受到暴力侵害。基层干部都可以随时让不听话的社员下跪，挨打，扣饭。有一次我参加片队（几个小队为一片）群众会，也不知因为什么事情，片队长作报告时越说越上火，突然间他提起一条板凳往堂屋中间一搭，命令一个人跪上去……。我曾在食堂的墙上看到过一幅标语：“不准捆绑吊打人”，至今记忆犹新。说明当时上级领导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