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二中全会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从此中国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年元旦，当时我很希望去美国学习，为的是提高我国的医疗技术的水平。其实这一宿願在我心中已深藏二十余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医院皮肤科担任住院医师。当时病房收治一位从西南来的中年男性患者。他四肢有红斑，结节，血疱和溃疡，反复发作，经久不愈。同时伴有鼻、咽、舌、口腔和上呼吸道溃疡。尿中有大量红细胞。伴肺部浸润性结节。当时皮肤科疑诊Kaposi肉瘤，但病理是炎症不支持诊断。因此请相关科室教授会诊，各科教授从各自科室的经验排除了他们专业的疾病。记得最后来会诊的教授是内科张孝骞老教授，他带内科住院总医师潘大夫来病房。张教授详细询问病史和体格检查，沉思片刻后，对潘大夫说：“我在一篇国外文献上見到类似病例报告，但是记不清是什么病了，我晚上回去查文摘卡，以后告诉我的会诊意见”。次日上午，潘大夫把张教授的诊断意见写在会诊单上。诊断：韦格纳肉芽肿（WegenerGranuIomatosis）。医院前楼的图书舘，查阅该病英文文献，患者的病情与国外报告完全一致。患者诊断明确了，他是国内首例确诊该病的患者。经过月余的全院会诊，诊断终于水落石出，我如释重负，深感知识就是力量。具有渊博学问的教授的高明。
记得文革结束后的年在徐州市召开的全国皮肤科学术大会上，我代表江苏皮肤病学界第一个发言，我报告的题目是“界线类偏瘤型麻风早期皮损超微结构观察”。报告后，于光远等许多老教授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大会报告后，许多新聞记者来采访我。我告诉他们，我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填補了国内空白，但我们起步比西方晚了近十年。我们虽然病例多，但没有突破发现。我回院后分管科研的领导找我训话：“你为什么私自接见记者，不向领导请示？”她把记者写的研究快报甩到我面前。我粗看了一下，快报上面说我们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想此话没有错，但准确的讲当是国际十年前水平。我心中闷闷不乐，如果没有“文革”停课鬧革命，我们肯定不会落后，说不定会走在西方人的前面。因为江苏省是麻风流行区，病例较多，自然对麻风病的研究受到重视。后来，我在临床治愈麻风胫神经病理变化研究和联合化疗治疗临床治愈麻风胫神经病理研究上有突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麻风会议上做报告，并被国际麻风杂志刊登摘要。该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并为在中国消灭麻风病做出了贡献。为趕超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应该走出去，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再结合我国的病源优势，我们肯定能做出成绩，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
年我参加过公派出国学习选拔考试，结果名落孫山。我很羡慕那些有远見卓识的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手持英文版语录，随身翻读，宝书不离手。同时，处世不惊，受气不馁。记得医院大饭厅开会，大家全都部站着听训。主持人是一位年青的理疗科医生，突然命令我们全体坐下。当时大饭厅地上油腻污穢难以下足，但是我们还是听令席地而坐。少数人把报纸放在屁股下面，多数人不敢这样做，怕万一报纸上有领袖头像或者最高指示，这会引来大麻烦。我们刚坐下，不知何故，这位年青主持人又命令我们起立。如此，反复折腾了3遍。有些上了年纪的老医生己经气喘吁吁，站立不稳。我把紧挨着我的一位老医生搀扶起来，我内心很郁闷。此时，我手中的语录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有些人通过自费公派到美国学习。我向他们取经，也立即行动起来。我在专业杂志上找和我的皮肤病专业对口的美国知名教授，找到他们的单位和地址，给教授写信申请做访问学者。信的内容主要是介绍个人受教育和工作经历，已经取得的成绩，本人熟悉的技能。当时国际邮费很贵，文字只能打印在一张薄纸上，封口和贴邮票只敢用胶水，如果用浆糊可能会超重。邮件超重资费也会翻很多倍。我在半年内共发出近十份信。多数回信都婉言而友好地拒绝了，说目前没有岗位，但把我的申请记录在案。可是有三封回信同意接纳我为访问学者，令我喜出望外。
一封是美国梅奧医疗中心皮肤病理研究室Winkelmen教授的。他同意接受我进修，免注册和进修费，食宿费自理。第二位同意我去学习的是达拉斯一位皮肤科教授，可以给我资助生活费，他要我承担的研究题是微量元素和皮肤病关係研究，我对此没有兴趣。第三位是迈阿密大学皮肤病理研究室NealSPenneys教授，他同意给我全额资助，主攻皮肤分子生物学，可以同时兼修皮肤病理学。
有了初步结果后，我又将我历年发表的中英文文章的英文摘要，发给他，使他进一步了解我的工作。到美国后我才知道，教授已在美国通过论文查询看过我发表的英文文章，而且还向科内一位华裔夏教授咨询我的申请。经过如此慎重考虑。我终于成为教授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副教授级访问学者。
我申请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比较顺利，医院皮肤科李洪迥教授教导有关。他要求我要多发表英文论文，让外国了解你，了解你的研究结果。
接下医院和学校申请自费公派出国留学，即停薪留职国外学习一年。当时出国要有担保人，夫妇和子女不可以担保。在医院和学校我没有找到担保人，我只能到鎮江请我妹妹担保。开始她不願意担保，说：“你年纪大了，又是副教授，何必出去受苦？”。终于我说服了她。最后她恳求我，一定要回来。她害怕我不回来，她会去坐牢。最后，学校有规定，凡自费公派出国者要和学校签上缴费用合同。即外国每年资助费用美元归自已生活费，超出部分与学校一半分成。我出国的目的是求学，不是赚美金。我很爽快和轻松地在合同书上签了名。
国内外一切手续办完，我拿到IAP66表，获得了美国签证，立即买了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机票去美国。经过3地转机，终于夜间l1点到达迈阿密国际机场。我等了半个小时，也未见到教授，机场旅客越来越少。我只能求助于服务台，她们看了教授给我的信和相关材料后告诉我，我早到了一天，原来我把美国时差搞错了。她们立即帮我给教授打了电话。当他们知道我是中国的皮肤科副教授，纷纷围攏来向我咨询皮肤病。都是些常见皮肤病，如痤疮，指甲癣，湿疹和斑秃等，我一一作了回答，直到教授来接我。当时我很纳悶，美国如此富强，她们为何不去看病？后来我和教授上门诊，我才知道教授的掛号费是美元，副教授是美元，还要层层转诊，非急诊等待时间很長。当时买一打鸡疍（I2个）是0.8美元，而我在中国门诊掛号费是伍分人民币（当时没有专家号，一美元可换8元人民币），一个上午我要看近50个患者。我深切感到中国患者是幸福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这增加了我学成回国的决心。
朱文元
朱文元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