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解放前麻风病人的非人道对待事件一直有所听闻。在林志明老师年出版的自传式小说《苦难不在人间》里，便提及过解放前白云山麓的屠杀麻风病人事件，但短片中如此详实的纪录，还是让人相当震惊。
通过视频里提及的线索，我们在史料中查证了对该枪杀事件的记述。
在政协广东省广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年10月内部编辑发行的《广州文史资料·第三辑》里，由事件的执行者——其时担任广东省会警察局局长的李洁之口述，逊膺（人物介绍不详）纪录并集注了白云山集体枪杀麻风病人事件的始末。
感谢刘诗伯老师为该事件查证提供史料参考
图片来源：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
本史料由官方编著发布，未进行多方求证，供参考。
余汉谋等屠杀广东麻疯病人
民国26年腊月岁暮（年初），第四路军将领都从各师防地回到广州来过春节。有一天，师师长李汉魂，师师长邓龙光，师师长莫希德和我等六七人，大家在绥靖主任公署二楼围坐谈天，余汉谋也在座。谈话间，李汉魂忽然提出关于广东省的麻疯病问题。
他说：“粤北一带。近来麻疯病到处蔓延，非常厉害，麻疯病人随地出现，为患极大。有几个下级军官也染上了伯牛恶疾，应当设法对付。”邓龙光应声答说在他的防地东江一带，也有同样情形，麻疯病早已成为地方大患，如何处理，的确很伤脑筋。莫希德紧接着也报告他所驻防的西江一带地区，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仅是高明一县，几乎有两万人左右染上了麻疯病。于是你一言，我一语，便谈开了。
有人主张多设麻疯病院，集中收容，隔离起来，不准与外界接触。可是统计全省的麻疯病人不下三四万之多，经费问题不能解决，这个意见行不通，也就是谈不下去。最后邓龙光说，“干脆把他们统统杀掉就算了，何必太伤脑筋！”一唱百和，大家同声赞成。
李汉魂对这个意见支持最力，只有余汉谋默不作声，没有表示态度。大家看到他不置可否，起初不免有点踌躇，但李汉魂坚持要杀，当场跟各师长约定各自返回防地后立即分头执行，将地方上所有的麻疯病人全部抓来杀个干净，不使一个漏网。尸首埋葬了事，不用上级再下什么命令。余汉谋听罢，还是保持缄默，没有作声。
图片来源：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
大屠杀开始了
几天之后，师师长叶肇，师师长巫剑雄，师师长张瑞贵等也从防地回广州，在绥靖主任公署二楼碰头时，再次谈起各地关于麻疯病人的事情。当天我因事没有在场，听说他们已经议商听妥，准备日内动手了。
事后不久，我在绥靖主任公署遇见邓龙光和李汉魂，邓龙光对我说：“各地已经在纷纷动手抓杀麻疯病人了，你是广东省会警察局长，广州方面应由你负责。”我当时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说：“我跟你们有所不用，你们是军佬，手上有枪，要杀就杀，谁也不敢抗议，我是政权文职，做什么都得通过一下合法手续，不能随便杀人。万一搞得不对头，把这顶乌纱帽子弄掉倒不要紧，将来追究责任，就得受到刑事处分，那可吃不消了。”
邓龙光听到我这么说，当场骂我耍大滑头，推卸责任，自己想做好人，存心让他们当歹角。我被他骂得光了火，就立刻向余汉谋请示，如果他同意，广州方面也同时动手，就请他马上下令遵行。余汉谋仍然不表示意见。
李汉魂平时一张嘴从不让人，遇事喜欢拖人下水，这时他冲着我说：“要杜绝麻疯病患，广州市方面不配合行动是不行的。我们去杀人，你却讲什么合法手续！”我还是顾虑重重，答应向省主席黄慕松请示后才敢决定。
果然不久后，全省各地都大动起来。师巫剑雄驻防地区的阳江县内，原设麻疯病院一所，里面收容了三十多个麻疯病人，统统被大兵抓出来杀掉了。北海麻疯病院也杀死麻疯病人二十多人，当地教会人哗然，几个外国传教士出来讲话，说这是非人道的措施。
莫希德师防地辖下的高明县更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几天内就杀死了麻疯病人一万一千多个。（这个数字应有夸大——编者）粤北一带也同时动员，到处抓杀。东莞太平镇和三水县等地的“麻疯村”（注）里的病人，闻风逃命，走避不来的都被杀死。饶平一带也杀了不少，统计全省所杀的麻疯病人不下两万多（这个数字应有夸大——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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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广州捕杀
这时候，广州市方面还是平静如常，没有配合行动。有一天邓龙光从防地回到广州，一面夸耀自己抓杀麻疯病人的“丰功伟绩”，一面大骂我有意抬杠，认为他们是为民除害，辛辛苦苦地去执行任务，而广州方面却连一个也没有报销，太不成话。我又当场向余汉谋请示，余汉谋这时就表示广州市的麻疯病人一定要抓起来集中监禁，是否全部杀掉，可以考虑，以后再作商量。
这样，我就心中有了底。准备依命行事。刚巧几天之后，一个警察无意中从西关一家歇了业的老店的门缝外窥视入内，看见两个乞丐正在偷偷地用一个大型的云顶瓦煲烹煮东西，立刻入内检查，解开煲盖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里面放着一个女婴的尸首，还有另外一些药材。警察当场把他们抓送去法院审问。这两个乞丐供称是受了某某富翁一笔钱，代他烹煮这种“汤药”，作为治疗麻疯病之用的。
这一宗骇人听闻的烹婴凶案，当时轰动全市。我为了这件事去见余汉谋，他催促我早日动手，抓捕市内麻疯病人。两天之后，我从文园吃过中饭出来，到十八甫横街某俱乐部休息，在街口看见躺着一个身躯肥胖的麻疯病人，衣衫整齐，却手脚溃烂，面目浮肿。午睡后，出到街上，又撞见一个麻疯露面的男人迎面而来。这时候我就想到广州市实际上已经成为各地麻疯病人的避难所，所以搜捕麻疯病人的行动不能再拖延下去了。
广州市卫生局对这个问题一向无法解决，警察局抓送的麻疯病人往往因为无法收容安置，结果还是放走了事，等于浪费人力。我因此立刻吩咐保安总队队长刘起时和副督察长陈汉威派人到北较场附近的云贵义庄去安排一个收容的场所，这个义庄是古老大祠堂的建筑物，可容三四百人住宿，并指派专人看守管理。
准备妥当之后，在周六警务会议散会前，我就对参加会议的各科科长、督察长、保安队长、各分局局长、消防队长等三十余人宣布：“目前全省各地正在大力捕杀麻疯病人，广州市方面已经成为各地麻疯病人的避难所，必须配合各地行动，散会后各分局立即派警士出动搜捕市内麻疯病人，直接送到北较场附近云贵义庄交保安队负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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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大抓麻疯病人的行动开始之后，当天抓捕了七十多个，第二天增至一百多人，第三天再增八十个左右，合共二百七十多人。我通知广州市卫生局医院院长杨育文：省会警察局对这件事情只是暂时代庖一下，解决市内捕来的麻疯病人目前的收容管理问题，以后如何处理，还是应当市政府负责。
市卫生局医院院长杨育文当时立即派出五六个医生和一些医务人员协助进行对疑麻疯病者的检查甄别。三天之后，根据医生们的检查报告，真正的麻疯病人只是有二百三十四个，其余属于疑麻疯病误捕的，一律由卫生局处理释放。
医院院长杨育文告诉我，市卫生局释放的疑麻疯病人当中，不少是脸目浮肿，手脚已经溃烂，一望而知是百分百的真疯。他怀疑市卫生局方面一定有人受贿买放。于是我就吩咐：已经放走的不必查，现留的人，卫生局如果还有人要求释放的，一定要事先取得我的同意，才准交保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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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巧就在这个大抓捕麻疯病人期间，广东省主席黄慕松因病逝世，继任人吴铁城，还未来粤就职，我只好问广州市市长曾养甫对这些麻疯病人如何处理。
他粗暴地问答我：“广州市方面什么时候委托过你们省会警察局大抓捕麻疯病人？你干脆问余汉谋主任好了。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我就跑去向余汉谋报告情况：全部麻疯病人的伙食每天要四五十元，十多天过去了，已经只付出四百多元，长此下去，这个包袱的确够重。
市政府方面表示不能负责，省政府方面又没有指示，请求余决定处理办法。余汉谋的意见是：广州市方面既然不肯管，也只好由省会警察局负责到底。同时他又指示了一个具体的处置方法：买三四只大柴船，把全部抓来的麻疯病人载运到伶仃洋的海面去，黑夜里悄悄地凿破船底，让这些人沉到海底喂鱼虾好了。
当时我显得十分踌躇，余汉谋接着说：“你只是奉命而行，一切由我负责，办就办，怕什么？”几天后我在启程往香港迎接吴铁城来粤就职之前，就把这件事全权交给刘起时和陈汉威两人去办，花了二千四百元买了四只大柴船，准备把全部拘禁在云贵义庄的麻疯病人哄骗上船，假意说要送他们到石龙麻疯病院去治疗。
不知是事前走漏消息，抑或是病人们识破了这个诡计，当集中南石头码头的时候，大家拼死不肯下船，最后只好又用汽车把他们送回去云贵义庄。当我讲过情形向余汉谋报告后，他指示出第二个办法，叫我去找医生们商量，只求一了百了，不管其他。后来得到医生出的主意，买了两百多元安眠药拌混在特制的面包里面，启图让麻疯病人吃下去全部中毒而死。谁知道病者一直提高警惕，嗅到面包里面含有药味，坚决不肯吃，结果还是没有达到骗杀的目的。
我第三次去见余汉谋，他直截了当对我说：“干脆统统枪毙了事吧，我负责，你不要怕，赶快执行就是了。”我一次又一次找刘起时陈汉威和杨育文他们商量，想尽办法，最后大家还是一致赞成余汉谋的主张，于是决定分头执行。
我依照余汉谋的主张行事：吩咐保安队预先找好一块远离市区的荒僻野地，作为埋葬麻疯病人的坟场，以免临事周张，惹出麻烦。后来找到了白云山麓大福岭一带人迹罕到的荒郊，挖了十二个五尺多深的大土坑，没坑足够埋葬二十具尸体。
又准备了千多斤的石灰，作为复盖尸体之用，还准备在石灰上面用层坭铺好填平，以防尸体臭气外溢。准备工作办好之后，在一个深夜里，一车车的麻疯病人被载运到预定地点分批执行枪毙。枪手们一面开枪，一面捺不住心中的恐惧，事先买好了几排电光炮在空旷的野地上夹杂着枪声一起燃烧，企图掩人耳目，一时枪声鞭炮声大作，声闻数里。
七天之后，我曾派人到坟场那边检查一下，回报说掩埋手续做得还好。这一件集体枪杀麻疯病人的伤天害理的事，就此结束。
蒋介石出来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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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香港方面大报小报已经纷纷用大字标题将这件事揭露出来，连篇累牍，大事渲染。律师叶夏声看了报，即在上海打电报给蒋介石，对我进行控告。香港的报纸又很快的把这个消息登载出来。
我拿着报纸去报告余汉谋，我说：“师长们在广东各地杀了几万人，一直平安无事，我才杀掉几百个，就惹得满身是蚁！”蒋介石同时来了电报，语意间对余汉谋的做法有所责备，并告诉余以后不准再有如此措施。我为此十分不安，对余汉谋说：“命令由主任发出，我却受人责骂！叶夏声平日为人好事生非，哗众取宠，以后我的麻烦多了！”
余汉谋安慰我说：“这件事情，是我教你去做，就当由我负责。老蒋的电报里说以后不可如此，并没有对这一次加以追究，你不用担心好了”。后来果然风平浪静，一直就没有下文，证明我的焦虑也的确是多余的。
今天回忆起来，使人万分愤慨；而我执行枪杀麻疯病人的命令时还一直在有无违背人道主义或者是否合法这一个角度上考虑问题，至今思之，更是无比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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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疯村是反动派统治时期对麻疯病人不进行积极医理而以消极办法把麻疯病人集中起来听其自生自灭的一种麻疯病人集中地。而这种麻疯村在东莞不止一处，比较大的一处是花园岭附近（后迁梢潭）。这个“村”位于偏僻的山麓，三面环水，原始一片沙洲洼地。相传清末宣统年间已有十数人在此集中。村内人平时不准渡过河岸，不许与外人接触。对外交通只靠一叶小舟，由指定艄公掌渡。如麻疯病人偷渡回乡镇，往往被人追打，逐回村去。甚至被打死。一年之中，只有农历正月初四日开放，能走动的病人回到自家门外窥望一下，照例接受一些年中需用的物品；无亲无故的则沿门求乞乡人准备一些钱、米或日用品等“施赠”给病人。至于村中病人的来源，有一部分是被族人指实其为麻疯后，以“出祠堂”（即开除出族的意思）的形式，黑夜里押到河边由小船渡过麻疯村去。民间沿用“照银炉”的方法验疯。法以汞质药品放在炉内在黑房里燃烧，人站在炉边，当银光闪亮时，照见面色通红的就是麻疯病人；面色发青的才算健康。被用此法判为麻疯病人时，即驱逐出村，残酷无情。年余汉谋等军阀在广东各地大杀麻疯病人时，村内病人大都死光散尽。解放后，东莞石龙设有麻疯病院，麻疯病人已得到合理的医疗和照顾，不再如过去受尽虐待甚至惨遭屠杀了。（逊膺纪录并集注）
本文首发自广东省汉达康福协会，经授权转载。汉达康福协会是一家具有多年麻风防治背景的NGO机构，致力于消除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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