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物种·溯源
——室内设计工作室毕业设计
论文：隔离与重构
——后疫情时代下的教育空间
设计：许书溢
导师:许牧川陈瀚杨岩曾芷君
·前言·
年距离新冠疫情爆发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随之也迎来了“后疫情时代”，作为一个时代背景，它并不代表某个历史时期的终结，而是提醒对当下审视和反思。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最严重的那段时间，人们因为空间隔离而无法出门，被禁锢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好像疫情把每个人都分隔开了，城市从自由流动变得割裂静止。但这种转变其实并不是疫情所造成的，这种景象在疫情之前就已然潜在，疫情只是把这种现象加速推进且放大呈现。这种现象在教育上呈现得尤为明显：教育空间的改变，线下教育变成线上教育等，这些变化并不单纯代表着教育为了应对疫情而做出的应急措施，而是一个被加速推进的必然趋势，这个趋势的推进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时代的进步，但它更重要的一点是提醒我们当下教育空间和教育已然存在问题。
作者将以大学的教育空间作为剖析载体，从大学的日常生活入手，分析日常生活空间和时间的影响；接着深入教育空间，追溯中国大学教育空间机制的历史演变，并且结合线上教育的发展和利弊，对现代大学教育空间机制进行反思；最后以广州美术学院的建筑学院作为设计载体，结合上述分析内容，进行一系列教育空间机制的尝试性设计，试图探讨当今教育空间的意义。
·目录·
ChapterI
·隔离·
1.1隔离模式的转变空间隔离这一措施形式最早可追溯到中世纪，在欧洲先后出现了两大传染病分别是麻风病和黑死病。它们威力之巨大，给当时整个欧洲造成巨大的严重困扰。首先是麻风病，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所引发的，它表现出的症状的严重与否是基于个体的抵抗能力的强弱，例如，对于抵抗力强的个体，它可能表现得比较温和，类似其他的皮肤病所带来的外在表现，甚者例如舌生疮或溃烂，有的则是肿瘤或者结核，但对于抵抗力弱的个体，它可能表现得比较严重，脸部畸形甚至手脚散落。虽然麻风病所引发的症状相当之恐怖，但其实其传染性却不高，不过仅凭前者足以让当时不了解麻风病的人们对其十分恐惧，所以当时人们采取“排斥”形式对麻风病人进行空间隔离，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划分，这种区分模式福柯把它称之为“麻风病模式”。
▲麻风病晚期（source：TheLeidyArchitves）
但是，后来的鼠疫的爆发，人们应对的模式则完全不同，鼠疫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老鼠和跳蚤是作为主要的传播媒介，与麻风病有所不同的是，麻风病传染性弱，得病后虽然症状恐怖，但是患者的寿命不会因此而明显缩短或者立马结束，且没有爆发性。而鼠疫烈性极强，如果患上，患者如果不进行及时医治，生命可能随时结束，而且鼠疫的传播媒介之多广，使其极具传染性，因此可以看出，鼠疫传染具有的爆发性和致命性，“排斥”的模式对鼠疫的控制毫不适用，面对如此极传播速度快且高致命的病毒，人们需要另外一种控制形式去应对，所以才出现了“容纳”形式，一个与“排斥”完全不同的控制形式，它以一种包容的姿态，把每个遭遇鼠疫的城市严格地按每家每户分隔成一个个小空间，严格地管理每个小空间里的所有个体，并规定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每天在家里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每天必须吃什么，不可以随意出门，不可以随意接触，监视着他们的举动，而且当巡视员检查的时候，必须配合巡视员的工作，汇报家中的情况，登记每个小空间里的生命状况。这种管制模式能够说是一种网格化的秩序，一种规训，福柯把它称为“鼠疫模式”。
▲从“麻风病模式”到“鼠疫模式”的转变
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模式再到网格化规训模式，背后都需要权力的实施，而这种模式的转变，表面上看起来更加的人性化，实际上是权力在更加理性化地把分界方式变成一种流动的，全面的，微观性的操作。
在这次新冠疫情中，这两种模式在不同阶段中均有出现，比如前期对有病情接触史的区分，社会活动和公共空间对缺少防护的个体的区分，识别是区分的前提，前者的区分信号比较难以获取，需要检查对象的身份，以及过往行程的信息，后者的区分信号较为直观，只需要看守人把未带口罩的个体区分在划分的空间外即可。当后面病毒蔓延到全国范围时，为了整体的生命安全以及管理的效率，就必须把这种区分方式网格化，落到每个城市的角落，每一个个体身上，此时便完成了模式的转变，这两种模式同时并存，构成了一种并不统一的社会抗风险模式。
1.2疫情下的规训权力在新冠疫情期间，空间隔离这一剥夺自由式的控制形式在每个城市无一例外的全方位实行，如此浩大且快速的组织，背后必须需要强大的规训权力。福柯提出规训权力所必须发生的四个条件：（1）对象空间被封闭隔离起来；（2）空间井然有序，透明，一目了然，便于监督；（3）人在其中的活动，精心地被设定；（4）将个体协调，使得肉体，肉体结合，获得更高的效率。
《规训与惩罚》MichelFoucault这四个条件在疫情隔离期间被体现得淋漓精致，第一，对象空间被封闭隔离起来，大到封城，小到封户，每个对象都被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只要对象移动，不仅要冒着生命危险，而且还会因为违犯而受到惩罚；第二，静止的空间，井然有序，各种监控摄像头，大数据监视，我们的行踪在权力面前都是一目了然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第三，对象每天的活动只能在一个小空间里进行，吃饭，睡觉，工作，学习，娱乐等，加上全面覆盖的网络基础设施，各类先进的电子设备，各种层出不穷的应用软件等这些新技术的普及让人们在一个空间里解决了原本不能在一个空间里解决的一切的日常生活问题；第四，每个个体原则上不可以在已经封闭隔离的空间边界随意出入，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出入是否得到允许需要进行识别检测，比如是否戴口罩，体温是否达标等，并且每天需要自我检测体温，并在应用软件上打卡登记，个体协调配合，为权力的管理带来更高的效率。
▲疫情期间的广州地铁（来源：bilibiliUP主：8KRAW）
1.3疫情下的生命权力
在空间隔离的情况下，人作为对象主题被放入一个书写的网络中，肉身被知识化和文本化，在这个网络中形成一种特定的符码，对象的身份，过往的活动行程，风险指标，健康状况以文字或者符号的形式被记录下来，形成一段与对象相关联的符码，用于对整个国家的人口生命安全进行实时监测，预防风险。这是一种从规训权力到生命权力的变化。
福柯认为，生命权力的出现并不代表就取代了规训权力，而是这两种权力同时并存，在规训对象身体的同时不断实时监测整体生命的健康，保障整体生命的安全，生命权力最核心的东西是要对象生活得更好，它